鸦溪的天王庙是朝觐的圣地，信徒们参与一年一度的敬神庆典，遵循着严格的禁忌。白帝天王是这一地区的最高权威。信徒们借助天王信仰解决分歧:苗人争议双方，喝下混有猫血或鸡血的酒，发誓如果破坏在神灵面前立下的和解誓言，愿受“九死九绝”。白帝天王的信仰历来没有专门的传教士，但天王庙一项古老习俗—开庙吃血—却起到了传教士的作用。
在这种纷争处理中，白帝天王名义上有了法的意义，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充当着神圣的终极裁决者，而天王庙则是备受瞩目独一无二的终极法院。这种天王神判机制对没有法、没有法庭的苗疆生苗区特别管用有效。天王的神判弥补了法的疏漏、理的背叛、情的软弱。
开庙吃血、天王神判看似迷信、粗俗、荒诞，实则不然。天王审判蕴藏了人类两种敬畏：一种是上天，一种是良心。“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两种都是令人威慑的敬畏。
所以在后来乾嘉年间的朝廷幕僚严入熠的《苗防备览》可以看到苗民在白帝天王面前的虔诚，书载苗人争讼雪冤，入天王庙盟誓洗心情状:“当其入庙吃血，则膝行股栗，莫敢仰视，理屈者遗巡不敢饮，悔罪而罢。”
在朝廷大规模军事“开辟”苗疆和改土归流之前,“千里苗疆”仍是“安其居 ,乐其业”
,是一个纯朴而饶有古风的民族,是一个具有浓厚原始民主雏形的社会。
十四、“羁縻”的终结—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
清初的西南边疆和苗疆治理
当腊尔山苗民在苗疆边墙内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的时候，边墙外清王朝已经开始了他们治理边疆的历程。
17世纪上半叶即明清两朝改朝换代之际，中国边疆地区存在若干个民族政权，这些民族政权有的统属于明朝，有的不统属于明朝，有的甚至与明朝对抗：东北地区的后金国，即清朝的前身；北部地区有喀尔喀三汗部；西北部地区有卫拉特联盟和后来的准噶尔汗国；西部的天山南路，还有一个叶尔羌汗国；青藏高原地区有蒙藏联合政权；
除了这些政权以外，还有一些没有政权的不相统属的地带，大多在西南一带，如湘黔边境的生苗地区等。
清朝入关之初，开始重点是征服中原，其后就开始了统一边疆的漫漫征程，到乾隆中叶完成对边疆地区的最后统一，清王朝一直在为完成统一边疆大业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显然，统一边疆要比征服中原的难度大。从时间上来说，清朝征服中原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而统一边疆的时间则长达一个多世纪。
清朝廷在对边疆地区的治理采取了两条重要的策略：一是各个击破（分而治之、众建而分其势）。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俗话说团结就是力量，让对手不团结力量自然就小了，分散的对手总容易处理些。二是“因俗而治”政策。清朝有一句名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是对清朝的边疆政策的高度概括：沿袭（顺应）他们（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而不强行改变他们的习俗；将政令合并统一但不变更他们原有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在采取这两条重要政策的基础上，清王朝对边疆实行多种形式的管理制度：汉族聚居区实行郡县制；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实行札萨克制。西藏地区实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
而在西南地区请朝廷仍然沿袭了土司制度。
清军入关，随即展开统一全国的战争。在确立对全国的统治过程中，清廷对中国南方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土司，主要采取招抚政策。清廷招抚土司的政策体现在顺治五年(1648 )的诏书中。该年十一月冬至南郊祀天，以奉太祖武皇帝配天及追尊四祖考批后尊号礼成，叔父摄政王多尔袞以顺治帝名义颁布大赦天下诏书，诏书大赦条目中涉及土司政策的有两条:
“—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商。
—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受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
清朝的招抚政策是相当成功的。随后在清廷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西南土司并未有给清军带来很大的麻烦，并且在清廷招抚政策的利诱下，纷纷“各献舆图版册及元明两朝印式来归”。
清王朝在腊尔山苗疆招抚同样是成功的。 顺治四年(1647年)，恭顺王孔有德率清军至辰州，永顺宣慰使彭宏澎“率子肇槐，领所辖三知州、六长官、三百八十峒苗蛮内附”。顺治八年(1651年)，湘西保靖、桑植等土司分别向清王朝献上舆图版册及元明两朝印式以示归顺，清廷随后对这些土司分别授以原官，并先后颁发新的印信。据《清史稿》载，永顺宣慰司，下辖渭南州、施溶州、上溪州三州，腊惹峒、麦著黄峒、驴迟峒、施溶溪、白岩峒、田家峒六峒；保靖宣慰司，下辖大喇司、五寨长官司、筸子坪长官司；桑植宣慰司，下辖上峒长官司、下峒长官司、茅冈长官司。
清朝继承了前代对湘黔边进行治理的土司制度，这种“因俗而治”的方式不仅保持了地区的稳定，同时也对西南地区“三藩之乱”的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进攻黔楚，许多原本已归顺清朝的汉官提督、巡抚及府县官员，纷纷“叛应”或“迎降”，但这个地区的“苗蛮”却支持清朝参与平叛。其中，永顺宣慰彭廷春率领苗土精兵三千，自带粮草装备，驻扎在酉水重镇王村，将吴三桂军阻挡在上游。康熙十八年(1769年)，吴三桂死后，败军退踞辰龙关(今沅陵县境)，清军久攻不下。至第二年，得永顺、保靖土兵的帮助，以当地土人为向导，从间道攻下辰龙关，打通了西南的咽喉…苗疆土司的归顺和协助平叛，赢得了清政府的认可，因而成为其建政之初治理腊尔山苗疆的重要力量。
卫所的撤并—“一线道”的“归流”和穿青衣人
明朝密集在“一线道”的几十万卫所屯军，就在明清换代之际无声无息的消失了，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清初入关后的年间,清朝廷一直搁置云南和贵州的经营,听任南明小朝廷长期苟延残喘。顺治年利用了南明朝廷的内杠,接管了贵州和云南、但是,由于巩固中原统治的需要,不得不利用降将吴三桂镇守云南,以至于埋下三藩之乱的隐患。
吴三桂的反叛虽被镇压,贵州也因之残破,原先云南这个战略要地已不复昔日的意义，维护苗疆通道也不那么重要。清廷既不愿罢废贵州省而伤体面,但也不想象明廷那样动用全力维护贵州统治。这样一来,缓解一线道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为清廷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