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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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4月1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收到苏联电力人民委员部部务会决议的摘要，决议要求他交接清楚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工作，去乌拉尔接任一个规模不大的泥煤发电站的站长职务。处罚不那么严厉，本来可以把他送交法庭审判的。斯皮里多诺夫没有把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命令告诉家里，他想等一等州委会的决议。4月4日，州委会鉴于他在电厂处境困难时擅离职守，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个决定也很温和，本来可以开除他的党籍。然而，斯皮里多诺夫觉得州委会的决定不太公正，因为州委会的同志们明明知道，他直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都在领导电厂的工作，直到苏军开始反攻那天才去左岸看望在驳船底舱分娩的女儿。在州委会会议上他曾试图反驳，但普里亚欣态度严厉地说：
“您对州委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我想，什基里亚托夫☾1☽同志会认为我们的决定不够严厉且过于温和。”
斯皮里多诺夫说：
“我相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会撤销这个决定。”然而，由于他对什基里亚托夫其人早有所闻，所以不敢提出上诉。
他心中顾虑重重，怀疑普里亚欣的严厉不单单因为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事件。普里亚欣当然记得他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讨厌斯皮里多诺夫，是因为斯皮里多诺夫知道普里亚欣和在押犯人克雷莫夫是老相识。
在这种情况下，普里亚欣即使愿意，也无法支持斯皮里多诺夫。假如他这么做了，权威人士身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说普里亚欣出于对人民的敌人克雷莫夫的同情，支持他的亲戚，支持贪生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然而看得出来，普里亚欣没有支持斯皮里多诺夫不仅仅是因为不能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不愿这么做。普里亚欣显然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来了，与斯皮里多诺夫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普里亚欣也许知道叶尼娅与母亲通过信，前不久还给她寄来了写给斯大林的一份申诉书的副本。
州委会议散会后，州国家安全处处长沃罗宁在小卖部碰上了斯皮里多诺夫，后者正在那里买奶酪和香肠。沃罗宁用嘲笑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并且嘲讽地道：
“天生的好管家斯皮里多诺夫，刚刚受了严重警告处分，现在又采购来了。”
“有个家，毫无办法，我现在当外公了。”斯皮里多诺夫说着，脸上露出无辜的负疚笑容。
沃罗宁也冲他笑了笑，说：
“我还以为你是在准备给犯人送的东西呢。”
听了这番话，斯皮里多诺夫心想：“调到乌拉尔去也不错，不然的话在这儿我会彻底完蛋的。那时薇拉带着小孩到哪里去呢？”
他坐在一辆吨半卡车的驾驶室里向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驶去，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望着即将告别的这座被战火摧毁的城市。斯皮里多诺夫在想，战前他妻子就是沿着这条现在被碎砖堵塞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到供电网，他在想，等新电缆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他已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了；他在想，小外孙由于营养不良，胳膊和前胸长了疹子；他在想，“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吧，就这么回事儿”；他在想，人们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这里，他的情绪更坏了。奖章的事比离开这个城市更加令他难过，尽管他的生活和工作、他为玛鲁夏流的眼泪都同这座城市连在一起。因为得不到奖章，他甚至苦恼得高声骂了一句，这时司机问他：
“您这是骂谁，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我是不是在州委会忘了什么东西了？”
“忘了，忘了。”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们倒是没把我忘了。”
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又潮又冷，打碎的玻璃窗上安装了胶合板，钉上了木板，房间里许多地方的墙皮都脱落了。要用水桶到一楼去提水。房间里用铁皮小火炉取暖。有一个房间封上了，他们没有使用厨房，这间房子就做存放柴火和土豆的贮藏室。
斯皮里多诺夫、薇拉和孩子，以及跟随他们从喀山迁来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在过去做饭厅的大房间里。薇拉住过的那个紧挨厨房的小屋里住着安德烈耶夫老头。
斯皮里多诺夫本来可以把天花板和墙壁修理一下，安上砖砌的炉灶，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里有所需要的材料，也有技术娴熟的工匠。
可是不知为什么，平时精打细算、办事果断的斯皮里多诺夫不想做这些事。
也许，住在被战争毁坏的房子里，无论是薇拉还是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情都好受一些，因为战前的生活已经被摧毁，何必要把房屋恢复原样，令人回想那些一去复不返的东西呢？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后没几天，安德烈耶夫的儿媳娜塔莉娅从列宁斯克来到这里。她在列宁斯克与已故的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妹妹吵了一架，把儿子暂时留给她，自己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找公公来了。
安德烈耶夫很生气，一看见儿媳，就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