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半夜里，春雨绵绵，阴冷袭身。村庄笼罩在沉沉黑色之中，十分寂静。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声，划破夜空，传入耳中，惊骇怵心，仿佛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一个黑影，疾步闪身进入村庄，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他熟悉的大门口。他是咕噜叔，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套半统雨靴。他手里挎着一只竹篮子。竹篮子里放着一只大瓦缸盆，上面盖顶草帽。
年届不惑的咕噜叔嗜好抽水烟。水烟筒里的过滤水，在吸气的时候连续发出轻盈悦耳的“咕噜咕噜”声响。在耳畔听得多了，时间久了，村上人自然把他和“咕噜”声音联系起来。一来二去，三叫四和，“咕噜叔”叫顺了口，渐渐地倒把他父母给起的大名遗忘掉了。
“咚、咚、咚”，“咚、咚、咚”，连敲十几下，屋里终于透出灯光来。白发老娘披着棉袄，边问“谁呀”，边走来拔门闩。
“娘，是我”，咕噜叔边回答边迈进门槛。听说家里的“顶梁柱”回来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从酣睡中惊醒过来，向爹爹奔去。他老婆接过篮子，顺手递上干毛巾，帮男人擦拭脸庞上的雨水。吩咐大女儿快给爸爸倒杯热水暖暖身子。平时缺少生趣的普通农家因为养家的男人回来了，好像黑夜里蓦然闪烁亮光，给全家人带来格外的欣喜和鼓舞。
那年，过完新年不久，生产队安排咕噜叔去当挑河工。任务是疏浚无锡、苏州两市交界处的望虞河，地点在新安公社的沙墩村口。干活时间预计在芒种割麦子之前可以告一段落，三四个月肯定是少不了的。
咕噜叔去当挑河工，活重人苦，但工分挣得多，粮食供给多，对养家糊口，无疑是好事一桩。大女儿十五岁，二女儿十一岁，“末老拖”儿子仅有九岁。老娘加老婆，“青老不匀”。平时，工分挣得少，粮草分配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孩子们为了争舔一个舀粥的盆子，三个孩子要猜拳定胜负，赢的人才有“口福”，把粥盆子舔得比水洗的还干净。
“青老不匀”的日子苦，“青黄不接”的日子更苦。无锡地方有句老话“荒春三，苦八九”。意思讲：种田人最受饥饿威胁的时间是暮春至初夏，存粮所剩无几，地里麦子尚在孕穗，没有成熟，无法裹腹。“麦黄要饿到眼黄”。同样道理，阴历八九月份，夏粮已食完，秋粮未入囤，饥肠辘辘，不足为奇。
咕噜叔，人在开河工地，心里时刻牵挂缺粮少食的家里亲人，特别是正在长身体的三个子女。夜里，他常常想得身子像烙饼辗转反侧，直到鸡叫，还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直楞楞地盯着工棚大顶。眼角、腮边无声无息地流淌着泪水，是那么情深深，意浓浓，悲切切。静夜常思虑，焦躁难熬，操起水烟筒，钻出工棚，“咕噜噜”猛吸几口。苦味，辣味，涩味，酸味，杂陈熏心，形成一个坚定信念：老娘、老婆、孩子们，我一定要让你们吃上饭！
挑河工，“上磨肩胛，下磨脚底”。一百多斤重的泥担子，从河底挑上河岸，又湿又滑，十分艰苦。加上顶烈日，冒风雨，更是考验人们的毅力和意志。在那“青黄不接”的时节，村上人用“水花生”（又名“野蓊菜”）、“红花草”（又名“紫芸芸”），洗净剁碎，揉挤成团，在干面粉或干米粉里滚一滚，上锅蒸一蒸，起名“绿色团子”。一人分上两三个，喝碗糊糊汤，权当一顿餐。挑河工侧不同，“一稀两干”，三顿都有白米。干活时标准为每人每天二斤大米，休工闲暇时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说老实话，青壮劳力干死力气活，必须吃饱喽才有劲头。我在农村干活，一顿饭最多吃掉二斤。吃少了，总觉得丢魂落魄，哪里都不舒服。
咕噜叔吃饭时，下狠心把嘴巴牢牢管制起来。中午可以吃八两饭，只能吃六两；晚上可以吃七两饭，绝不允许超过五两。多下来的米饭摊在包袱皮上晾干，拢起来。早饭供应三两粥，外加二两一只白馒头。对不起，硬从嘴巴里把白馒头“抠”半只出来，切片晒干。干这等“节粮缩食”之事，还要偷偷摸摸，不可明目张胆。上头知道了，你这个“挑河工”白米饭就算吃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