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生活的剧烈的变动——尤其是在最近三十年来的变动，这是现在人人都应当认识的事情。除出那些将要进棺材的“遗老”之外，大概没有人否认这件事的了。这种剧烈的变动是什么呢?就是宗法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崩溃的过程和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在***式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之下的“难产”过程。当然，这两种过程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互相没有关系的两件事。这两种过程之间的关系，正表现于“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在此地详细的讲。这里要讲的是这种社会的巨大变动产生“新的文学”和“新的言语”的需要。宗法封建的社会关系的崩溃，使中国的文言文学和文言的本身陷落到无可挽回的死灭的道路上去。同时，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新的阶级，不论他们这些阶级之间发展着怎样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怎样反映到文艺上来，他们却共同需要白话文学和所谓“白话”的“新的言语”的完全形成。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一)笼统的“新的文学”的产生过程，(二)笼统的“新的言语”的产生过程，(三)现代普通话的建设。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的文学”是广义的，和狭义的单指着新式白话的“新文学”，有范围上的不同。“新的文学”包括现在的一切诗歌，小曲，小说，演义，京戏，文明戏，对话戏，以至最新的新式歌舞戏。这里面当然也包含着新式白话的新文学。新和旧，本来是比较的形容词。十年前认为是新的，十年后也许是很旧的东西了。譬如说：章回体的小说，在现在的文艺上是所谓旧小说了，可是，这种东西可以认为是文学，这却是一件“新的事情”。而且这件新的事情反映着极重大的社会变动。因此，我们说到中国的“新的文学”产生的过程，就不能够不回溯到这件三十年前的簇新的事情，因为这里伏着文腔革命的种子。
原来文学革命的发动，首先只限于文艺的内容，并不一定注意到文腔的改革。可是，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学术生活跟政治生活，都发生很厉害的变更，以至于旧的文腔不能够应付了，然后，才从最初一点一滴的，使文体上的
改变(这种改变还不过是适应文艺的新内容的需要而发生的)，进一步而走到整个文腔的改变。这个文腔的整个改变，有极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使用那种“新的”文腔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抬高了，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种不能忽视的力量了。
要说明这种过程，自然要举出重大的历史事实。
最初是梁启超大胆的出来说：“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他甚至于极夸张的说：“今日yù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为什么“忽然”小说变成了“文学之最上乘”呢?这在三十年前简直是大逆不道的“邪说”！以前只有古文，诗，词可以算做文学，小说等类的东西只是给“下等人”消遣的，算不得文学。但是，因为到了“戊戌政变”的前后，这些能够读小说的“下等人”已经不大安分了，他们已经逐渐的成为社会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已经是一种力量。——开明专制主义的贵族维**，也企图经过小说来组织这些“下等人”的情绪，宣传维新主义。自然，如果古文和诗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如果，就算进一步，新式的——梁启超式的文言的论文以至于小说，可以达到这种目的，那么，也不必一定要小说，更不必一定要白话。对于他们，维新主义的贵族，当然是古董越保存得多越好。可是，他们的希望是枉然的。梁启超当初办的《新小说》杂志，是宣传保皇党的维新主义的；就是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也常喜欢做些序，顺便宣传些“老**的爱国思想”。他们只想把文艺的题材和内容改变些，维新些，至于文腔，那么，古文的也好，新式文言的也好，旧式白话的也好——这是不关重要的事情!结果，许多“下等人”还是大半看不懂的，——凡是用古文的，那是简直完完全全的看不懂。这是文言破产的第一步。于是要想“流惠下民”的老民党之中，也就有些人发见这种情形。自然哪!老民党就算是贵族士大夫出身，意识上却多份是代表“富族”的了，不，说错了，是代表“民族”的。“民族”在当时还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而且做着下等人的领袖呢。“下等人”怎样就能够来当民族革命的苦力呢?至少，要他们懂得宣传
他们的文字。因此，有人想到古文的用处比较的少，旧式演义小说的白话要更加合适些。吴稚晖先生自己说的：“晚上读曹植《与杨修书》，他说——‘……吾虽德薄，位在蕃侯，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就想扔了那牢什子的文史，还是学剑。到明年，还到家乡，在小书摊上得到一部《岂有此理》，他开头便说了‘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忽然大澈大悟，决计薄文人而不为。偶涉笔，即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吴稚晖：《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1926年，《现代评论》)这样，老民党之中，有人为着自己“位在蕃侯”，有“流惠下民”而：建永世之业”的志气，就主张放屁文学。其实，维**的《新小说》里面，同样也有和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一样的旧式白话小说，并且还留下近代中国文学的真正典籍(classics)，例如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但是，所有这些白话小说，在最初的主要意义，都只在于借此宣传维新或者排满，反对官僚或者鼓吹爱国，传布其他种种当时所认为新的“新思想”。换句话说，就是主要意义，至多只是“小说应当认为是文学”。甚至于认为只要宣传的是“新思想”，就可以算“小说革命”——文学革命。因此，主要的意义，并不一定在于用白话做小说。因为这样，林纾用古文做小说“京华碧血录》等)，梁启超等等用新式文言做笔记或者小说，都认为是新思想的文学革命了，都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了。正因为这样，当时的老**和老民党，甚至于连认定“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立场，也保持不住。甚至于南社文人，章太炎，廖平，陈去病，***等的“诗古文词”——鼓吹排满的《国粹学报》等等，都想算做“新的文学”。
这样，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中国“新的文学”产生过程的第一阶段——“第一次的文学革命”，也和辛亥革命一样，是流产了。
第一，林纾的古文小说，南社文人的诗古文词，骈文，魏晋齐梁体的文章，——在文腔改革的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得“新的文学”，在这种文艺内容上说
，也够不上“新的文学”的资格。这旧文体里面装进新的维新思想的企图，是完全失败了。这不但因为旧的文体不能够充分表现新的思想，新的情绪，新的生活，而且因为根本不能够普及到“识字的下等人”的读者社会。因此，这种所谓文学，只能够有极短的寿命，辛亥革命之后，《民权日报》有《民权素》，《申报》有《自由谈》，《新闻报》有《快活林》等等——这些“报pìgǔ”出现，是所谓“礼拜六派”的老祖宗。这些报pìgǔ的新派文学家，虽然还用古代文言企图表现“新的文学”，表现反对帝制，改良礼教，谈谈公德，爱国等的所谓新思想(例如《玉梨魂》——四六体的小说，表现寡fù恋爱“发乎情止乎礼义”之类的东西)，可是，不久，这种文腔就澌灭下去。代替他的是用现代文言做的笔记小说，黑幕小说。这种所谓现代文言，就是不遵守格律义法的变相古文，而且逐渐增加梁启超式的文体，一直变到完全不像古文的文言。从古代文言的小说，变到现代文言的小说——这种变更是礼拜六派内部的变更，这种变更没有经过什么斗争，什么争辩，什么反对或者提倡，这是自然而然的变更。到现在，市场上已经看不见一部新出的古文小说，而现代文言的笔记，小说，黑幕汇编等等，却还可以看见一些。为什么这个变更这样和平呢?很简单的：这是市场上商品流通的公律，没有人要的货色，“自然而然”的消灭，不见，退出市场。
总之，古代文言和现代文言的小说，不但决不是国语的文学，而且也建议不成功文言的“新的文学”。
第二，吴稚晖等最早的主张白话，虽然他们自己是“偶一为之”，他们决没有主张废除文言，然而这种旧式白话小说，却的的确确创造了“新的文学”。我们只要想：当初的文言小说之中有那一部著作够得上流传到现在呢?一部也没有!即使像苏曼殊的作品，比较的可以说有点价值，也决不是“新的文学”。这些东西如果是好的，也决不能代替《史记》《汉书》韩愈苏轼《唐人说荟》等的文言文学；如果是坏的，早已到了字纸笼里，早已从字纸笼里跑到了垃圾堆……但是二三十年前新出的白话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
残游记》……等等好的东西，他们继承《红楼》，《水浒》，而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的典籍；就是坏一点的，例如《九尾鱼》，《广陵潮》，《留东外史》之类的东西，也至今还占领着市场，甚至于要“侵略”新式白话小说的势力范围：例如今年出版的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居然在“新式学生”之中有相当的销路。他们的确代替了三四十年前《史记》《汉书》……《唐人说荟》的地位。在这种意义上，这类东西可以说是“新的文学”。“新的文学”从文言转变到旧式白话，却经过了一些斗争。但是，这仍旧是广义的礼拜六派内部的转变。而所谓斗争，也是五四时代新青年派反对他们礼拜六派的斗争。礼拜六派在“五四”之后，虽然在思想上没有投降新青年派，他们也决不会投降，可是在文腔上却投降了。礼拜六派的小说，从那个时候起，就一天天的文言的少，白话的多了。可是，这亦只是市场的公律罢了。并不是他们赞成废除文言的原则上的主张，而是他们受着市场的支配：白话小说的销路一天天的好起来，文言的一天天的坏下去。再则，在文艺内容上讲，旧式白话小说，至少是好的作用，例如《官场现形记》等等，在当初，的确能够更充分些表现当时的所谓新思想：排满，反对官僚，反对帝制，改良礼教……这更使他们成就一种那个时候所承认的“新的文学”。但是，这种旧式白话是不是国语呢?——是不是现代的普通话呢?不是，他只是近代中国文，并不是现代中国文。关于这个问题，以下还要详细说。现在先结束一下。
旧式白话小说，建立了相当意义之中的“新的文学”，但是并非国语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