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建设问题——不仅是文学范围里面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日常社会学术政治的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新的言语，事实上——民众的嘴里面也的确天天在那里产生着这种新的言语。然而，“文学界”——狭义的文学市场固然已经把文言的东西几乎完全驱逐出去，而在一般社会生活里面，文言的东西却还占着统治的地位。“新文学界”只顾到自己的小团体，他们和旧式白话文学讲和平，甚至于和一般的文言讲和平，而没有积极的斗争，那么，他们只有更加摧残自己，恶化自己——把新文学的言语自然而然的弄成文言白话杂凑的怪物。这所以和民众生活之中产生“新的言语”的过程隔膜起来，而且对于这种过程无意之中是加以阻碍。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特别严重的提出建立新中国文的问题，提出第三次文学革命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来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现在状况，亦就要从文言和白话的关系说起。
中国言语和文字的分离而不一致，是比中世纪拉丁文和欧洲各国言语的距离，更加离开的远，因为拉丁文是拼音的文字，他曾经是活过的言语，而中国的文言，却根本没有完全活过。这种畸形怪状，在现代是不能够再容忍的了。可是，五四运动的反对文言斗争，做了十年之后，居然还有潘光旦之类的人出来说：“古话文和今话文或白话文究竟能不能划清界限，是一个疑问。”(1927年12月16日《时事新报·学灯》)居然还有许多小学的中学的所谓国文教科书，和全国报纸都还是用文言。这是万万不能再容忍的了。
文言和白话究竟有没有界限?我们来大概说一说中国言语和文字的发展过程。先把各种言语的绰号定出来：
一、中国的所谓古文，可以叫做“古代文言”——这是上古中国文。
二、中国现在所用的文言(报纸，公文等等)，可以叫做现代文言——虽然现代还用着，但是始终亦是古中国文，因为这里的文法(宇法，句法)亦不是人话的文法，——根本不chéngrén话。
三、中国的旧式白话——这是近代中国文，这是明朝或者清朝人说过的话，不是现在人嘴里的话。
四、中国的新式白话——这应当是现代中国文。但是，结果是既然不会运用现在人嘴里讲的话，又很不懂得利用和改良旧式白话，却只去因袭文言的文法和外国文的文法——所以是不入不鬼的话。
第一、古代文言：
刘大白说：古文是“二千几百年前一般人口头上流行着的言语’，所以是古人的白话(周朝人的白话)，因此，现在这是鬼话了。我以为这是很错误的见解。中国最初的文字，和各国太古时候一样是象形的文字。现在全世界极大部分的先进国家都用的罗马字母，最初也是腓尼基人的象形字，因为进化的结果，才逐渐的变成一个字母代表一种声音的拼音制度。但是中国的象形字却没有完全变化，说正确些，中国字的变化始终没有选出象形制度的范围。象形制度实在是太古时代所谓“结绳而治”的蜕化。结绳是什么?这是野蛮人的笨方法：在绳上打一个结，帮助记忆某一件事情，东西或者状态。象形——是画一幅小小的图画，这比较进步了，可以记忆更复杂些的东西。然而，这
根本不是记载声音的制度。拿这种图画的字形做根据，再发展出什么“指事”，“会意”，“转注”，“假借”，甚至于“谐声”，压根儿就脱离不了象形制度的蠢相。“指事”就是画符号——深奥一点的象形，“会意”就是猜谜子，“转注”和“假借”就是夹二缠。至于“谐声”，就是“秀才读字读半边”，其实，这半边还是象形的。总之，这种象形字，根本不是代表声音的东西。因此，中国的上古文的原稿——刘大白所认为是周朝人的白话，实际上只是周朝人画的许多花花绿绿的符号，而并不是当时说的白话。再则，用这些符号做成功的文章——《诗经》，《书经》，《易经》……最初大半都是韵文。这倒没有什么奇怪，各国的上古文的作品，凡是遗留下来的，也大半是韵文。这是因为野蛮时代没有纸没有笔，所以重要的历史事实(国王，诸侯打猎啦，打仗啦，教人种田的方法啦)，都一定要编成韵文，教大家唱着，才容易记住。中国的所谓国医，最初也还要用《汤头歌诀》的韵文教科书呢。中古世纪的许多技术传授，往往是用这样方法——这是当时的生产方法所规定的。科学的机器工业没有发生的时候，人往往不能用理智的合于逻辑的言语来记载一切东西，而用手工业的特殊方法——熟练的手艺式的文章，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方法。这种韵文的传授，必须另外加以解释——所以“经”必须有“传”。这足见“经”本身决不是当时讲的白话。就是“传”亦不是。因为做“传”的文字本身不是能够传达嘴里说的话的东西。因此“传”又需要“注”，“注”又需要“疏”。但是，注来注去，疏来疏去，仍旧是书本子上的言语，而不是嘴里讲的言语。所以可以说：古代文言并不是周朝人讲过的白话，而只是周朝人书房里的哼哼调。象形制度之下，文字和言语不但不能够一致，而且简直成为另外一国的言语。这种言语根本就没有活过，所以也就不会是“死的”。这种不死不活的书房里的言语，本身就最适宜于做韵文：因为这种言语既然是些象形的符号联系起来，要人记忆得住，最好编成押韵的节奏整齐的文章，叫人念着。所以攻击古文之中的所谓“律体”(骈文，四六，赋，颂)，说他是“不成话”(刘大白)，这是根本用不着的。大家想得通的：就是周朝人也没有把《诗经》当做白话来说。
这种文言，当然也受着白话的影响。社会生活一天天的复杂起来，言语一天天的进步，纯粹的象形制度的画符的办法，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了。而且文言的本身亦是要记载思想的，而思想实在是没有声音的言语，正确些说，是没有说出口的言语。因此，一方面文言受着社会生活的推动，而逐渐进化到散文(这是受白话的影响)，别方面，文言的腔调自己能够成功一种不是嘴里说的而只是书房里念的特殊言语。这只是模仿白话又始终不能够变成白话，而只能自成其为一种“文话”。这样，中国的古代社会就自然发生一种“理想的优美的制度”：君子(贵族)用文言的腔调在自己脑子里去思想，小人(小百姓)用一般的白话讲话。——然而，君子对小人讲话的时候不能够不用白话，甚至
于互相讲话的时候也不能够不说白话，至多不过加上些“文绉绉”。因此，无意之中文言是受着白话的影。向而逐渐进步——就是一天天复杂起来。可是，比起小人讲的白话来，君子的文言始终是另外一种言语。他受白话的影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对于君子倒是“有利而无害”。社会上的一切智识，既然都是用只适合于文言的象形文字记载着，这些智识就可以由君子独占起来，小人没有份!君子要练习运用这种文言，必须(一)识得很艰深——很蠢笨的许多象形字，尤其艰深的是要人猜谜子的半象形字(会意等等)；(二)熟读几百几千篇古文，使在白话的腔调之外，另外学会一种文言腔调，唱歌似的腔调。这两层功夫至少要化十年二十年的闲功夫。而这闲功夫是要农奴替他们制造的。因此，他们竭力保持古文的正统，排斥白话对于文言的影响，古文调头的保存，部分的可以帮助君子阶级统治的保存。
我们可以说：秀才念文章和道士的念咒，和尚的念经，有一样的作用：道士念咒给鬼听，和尚念经亦是给鬼听——是用五皇和菩萨的文腔吓鬼，秀才念文章给小百姓听——是用“先王”的文腔吓小百姓！
到了20世纪，欧洲的科学来到中国——这当然是跟着帝国主义，以及被他所影响的中国的畸形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于是清朝的君子(严复章士钊等类的人物)就想出一条妙计：提倡用古文翻译科学书。甚至于胡适以来的“新文学家”都在称赞这些翻译。甚至于到1931年还有人用“半古文”出版科学著作，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据说他们译书很“郑重”。“郑重”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希望是企图独占科学的智识。无论如何，这只证明古文的死灭，古文的没有用。如果说这些翻译能够精确的传达原文的意思(“信，雅，达”)，那么，传达给谁呢?顶多也不过传达给君子——能够认识深奥的汉字和领会古文文法(腔调)的人。这样，这一些人(而且要懂得《说文》能够读子书的人——大约不过两三千罢)，用这种古文去研究科学，另外一些人(而且是三万万几千几百几十万人)，是只用白话的，安心去做“荷砖伐木之劳工”，听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和指挥，用古文来说，就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好了，不要多管闲事，研究什么科学!然而，事实上古文本身是不能适用了。能够真正用古文讲科学有几个人呢?严复的翻译只能证明古文的完全破产。
总之，现代的日常社会生活，现代的学术以至政治生活，不能够容许古文腔调的保持。且p使套着诸葛亮《出师表》的调头说：“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军阀生火于中原也”，而全篇文章里面始终到处要发见“绝对无需于****之手段”等类的句子和字眼夹杂着。四六文的电报可以打一个两个以至于十几个，但是，通常的政治社会生活里面，不能够经常的用这种念文章的腔调——书房里的腔调。也许只有书房里，什么“十一龄女生“，“十二龄女生”，能够用这种文腔做课卷——谈谈绝对和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题目罢?
但是，这种古代文言，居然还有些保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报纸上!
第二、现代文言：
文言的统治，于是不能够不靠“让步”而保存了。
原来，就是“古文”的名称也是对着八股的“时文”说的。明朝清朝的时候，社会上一般日常应用的文字，已经受着言语转变进化的影响，而改变了“古朴”的神气，成了“油腔滑调”。当时应用的公文程式，普通叙事记述的文字，和“古文”是不相同的。当时只要会运用这种“油腔滑调”就已经可以做官，——一般的公文事实上是那时最实用的文字。因此，不要看轻八股，八股却是这种应用文字的练习课卷呢。有了八股——又叫做“时文”之后，然后古文当做文艺作品，方才称起“古文”来的。
现在，——从清朝被bī得不能不办洋务的时候起，直到最近这个时期，就亦有现在的时文——所谓现代文言了。现代文言的来源，大家都知道是最初讲洋务的《时务报》，《新民丛报》(梁启超式的文体)。《新民丛报》曾经批评过严复的翻译，说是太深奥了。当然哪!自从“洋务”一天天的发达，政治的社会的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和学术生活，都差不多完全改头换面。西崽——大大小小的西崽，或者买办，一天天的多起来。大西崽——例如洋翰林之类固然会学得好古文，或者变相的古文(“深奥”到不可思议的恶劣翻译)。小西崽可不能，而且他们日常和很广泛的下等人以及一般“庸俗的人”是要接触的。所以他们使用的文字，自然是用古文文言做根据，竭力的对白话让步，同时，把西洋东洋运来一切种种新术语放进中国的文言里面去。这样，便造成了现代文言。
“现代文言”逐渐发展，白话的影响对于他是一天天的增加的。弄到现在，简直成了绝对不像古文的一种文言。现在社会上最通用的就是这种文言。报纸上记载所谓社会新闻，官厅里的公文，商店的广告，工厂的布告……甚至各种科学著作，大半都是这种“不成文”的文言。这种文言虽然受着白话的影响很大，受着外国文的影响亦不小，但是，这些影响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一)这种言语始终是“文言的言语”——不能用来讲话的，他是只能够看，不能够读的东西；(二)这种言语根本也不能够成为文学的言语，他本身是以“文言为体，白话为用”的系统，一到讲起学术文艺生活的时候，这种文章里面立刻就要夹杂古文的“词藻”进去。所以这当然根本不能够成为文学的国语。所谓“文言的言语”，这是中国象形制度之中的特产。各国人都说读报，中国人却说看报。中国文言的文字，无论文体怎样变化，都是只能用眼睛，而不能用耳朵的。现代文言的特点，本来又是站在文言的地位去对白话让步的，就是：凡是文言里面原来没有的字眼，方才采用白话里面的材料，这当然不会帮助白话一天天的增加学术上文艺上的“白话词藻”。所以现代文言始终是中国式的古老工具，不能够适应现代的生活。况且要懂得这一种文言，虽然不一定要念熟几千篇古文了，——因为他的腔调和白话稍稍接近了些，已经不是书房里念文章的腔调，而是小西崽翻译洋大人命令之后，在会审公堂念判决词的腔调；然而，单是听了还是不懂的，仍旧一定要看汉字，而这里
用的汉字；至少也有八九干呢。认识八九干汉字的价钱并不小哩!
第三、旧式白话：
白话文**动发展之后，一般“新文学界”往往以为《水浒》，《红楼》的白话，就是所谓“活的言语”。其实，这是错误的见解。《水浒》的言语，和《红楼》的言语，本来是不大相同的。这里，反映着明朝到清朝白话的变迁。现在一般礼拜六派和一切用章回体写小说的人，其实是用的“死的言语”——鬼话。这种旧式白话的确是活过的言语，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这种用当时的言语来写成的文腔——开始是唐五代的“民间文学家”。在唐以前，大概还只有民歌等类的韵文。唐五代的“俗文学”(敦煌千佛洞发见的旧书)之中，就已经有散文的。宋朝的“平话”小说之后，就比较的更发达起来。跟着宋人的“语录”，明清的白话告示等等都来了。这历史的事实证明：用当时白话的言语写文章，是最能够造成文学的言语的——创作文艺作品，以及讲哲学科学政治……这种文腔的来源，却的确是嘴里讲的话。唐五代的“佛经演义”是讲经的记录，宋朝的平活小说，据说亦是讲的历史的记录；到明朝，“说书”早已成为专门的职业。现在的章回体小说的体裁，还保存着口头上讲书的痕迹，例如开头是“却说……”，末了是“且听下回分解”。
然而用这种文腔现在来写小说，却已经和现在嘴里讲的话不同了。这种腔调，现在只有京戏里的说白，文雅的，可以算是昆腔里的说白。这些小说里面，往往夹用着许多文言的句子，掉文的腔调。这是因为虽然这种文腔已经是白话，可是，受着很多的文言的影响，尤其是一般“文人”模仿的。而且这些“文人”只肯用文腔写小说，不写别的！
第四、新式白话：
白话文**动所创造的言语，应当是根据现代普通人嘴里讲的话，加以有系统的整理，调节和组织，而成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但是，事实上，现在“新文学”的新式白话，却是不人不鬼的言语。当然，有很少数的文学家能够写出比较优美的通俗的可以读的文章。然而大半的新式白话的成分却是非常混乱的杂凑的。这些成分是：(一)旧式白话的腔调——例如“既如此，我便将她的信撕了”之类的句子，甚至于有些根本是文法上讲不通的；(二)文言的腔调——例如不说“如果”或者“假使”，而只写一个“若”字，不写“那么”，而只写一个“则”字；(三)外国文法的“硬译”——例如“我决不是要由这一点，在同志里培进斯基上头竖起十字架来”。请问：这种腔调，是我们日常讲话，演讲的腔调么?如果用这种腔调，真正一个个字的念着，去对人家讲话，或者在讲演坛上去讲演，那我可以断定：一定要引起“哄堂的”大笑!这样，这种新式白话仍旧是只能够用眼睛看，而不能够用耳朵听的。他怎么能够成为“文学的国语”呢?恐怕还是叫做新式文言妥当些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