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五四运动之后的十二年，中国的所谓“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都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不注意在一切日常生活之中，去组织整理现代社会里自然生长着的“新的言语”，就是不去建立“文学的国语”，那么，所谓“国语的文学”也是无从建立的。现在中国的言语，实在处于极端混杂的状态之中：
古代文言还存在着——政治家的电报，遗老遗少的私塾和学校里，都常常用着古文和四六。现代文言是统治着——报纸上一般新闻的记载，官厅的公文，商店的广告，工厂的布告，银行的报告，种种科学教科书，政治论文和学术论文……新式白话只算一种高尚玩具——新式的诗歌小说戏剧，一部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著作和论文，一般新式杂志的论文(其中有许多实质上是现代文言，不过把“的吗了呢”代替“之乎者也”罢了)。旧式白话算是低级趣味的玩具——旧式小说的“创作”以及“下等人”的读物。这四种言语同时存在着——我们只要看一看《申报》，他简直天天是在开中国言语的“古物陈列馆”。要懂得《申报》的全部，差不多就必须在中国的“本国译学馆”毕业。这是多么奇怪的怪现状!如果你跑到lún敦，忽然看见英国最大的报馆，以及一切出版物，同时用着拉丁文，古英文，中世纪英文(MiddleEnglish)等等言语，却偏偏不用现代英文——lún敦街上你所听见的言语，那么，你的感想是怎么样呢?
“第三次的文学革命运动”是非常之需要的了。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是必须建立的，这是文学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是什么?首先，这应当是和言语一致的一种文学。当然，书本上写的言语和嘴里面讲的言语，多少总有点区别。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书本上写的言语应当就是整理好的嘴里讲的言语，因此，他可以比较复杂些，句子比较的长些，字眼比较的细腻些。然而他不应当和嘴里讲的言语比较起来是别外一种的言语。所以必须注意：使纸上字的言语，能够读出来而听得懂，就是能够“朗诵”。其次，这种文字应当和言语一致，是说和什么言语一致呢
?应当和普通话一致。普通话不一定是完全的北京官话。本来官话这个名词是官僚主义的。当然，更不是北京土话。现在一般社会生活发展的结果，所谓五方杂处的地方是“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中心”，能够影响各地方的土话，自然而然的叫大家避开自己土话之中的特别说法和口音，逐渐形成一种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大半和以前“国语统一筹备会”审定的口音相同，大致和所谓北京官话的说法相同(例如不写“啥物事”，或者“乜”，或者“么事”，而写“什么”)。这种普通话不必叫做国语。因为：第一，各地方的土话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应当加入普通话的文章里，才更加能够表现现实的生活(例如小说里的对话之中，有时候是会有这种需要的)；第二，各地方的方言——例如广东话，福建话，江浙等等话，应当有单独存在的权利，不能够勉强去统一的。现在只是要用中国的普通话来写文章，而不用土话或者方言。将来是不是不需要另外建立一种用广东的普通话来写的广东文，或者其他的“方言文”，这是要看将来各地方社会的政治的发展程度和一般情形来决定的。总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适应从象形文字转变到拼音文字的过程，简单些说，就是只能够看得懂还不算，一定要听得懂。现在只举一个例子：说“闭关主义”会和普通话读音的“悲观主义”相混的，那么，我们应当放弃文雅的“闭关”两个汉字，而写“关门”两个字。——不写闭关主义而写关门主义。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是真正现代化的。这就是说，必须写现在人口头上讲的话。这里尤其要注意言语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所谓虚字眼——关系词(preposition)，联络词(jun)，代名词跟字尾。现代中国研究言语学的人(例如沈步洲，王古鲁)，有一种“妄自高大”的学说，说中国古代的那种孤立语——没有字尾变化的言语是比英法拉丁文都要进步!事实上，中国现代的言语，正在进化到有字尾的状态。例如名词的字尾“子”(桌子，凳子，椅子的子)，“儿”(瓶儿的儿)；动
词的语尾“着”，“了”，形容词的语尾“的”等等。再则，大家还有人以为中国言语是一种“单音节的言语"(monosyllabiguage)。其实，中国的言语早已开始变成“多音节的”，尤其是现代的中国话，单音节的字眼已经很少的了。我们只要翻开字典，一个一个字的看下去，自己心上读一读：那一个字是单独讲的时候听得懂的。这种字——“单音节的字眼”已经不很多了。因此，我们应当注意：现在人口头上讲的“人话”已经是多音节的有语尾的中国话。但是，新式白话之中，时常可以看见违背“人话”规则的文字，甚至于整部的小说或者政治论文。例如“他的女(朋)友，实(在)令〔叫〕我(觉得)惊奇〔奇怪〕”——这样一句小句子里面，就要有许多错误!再则，现在的中国话，有许多虚字眼和“红楼”时代或者“水浒”时代不同了。但是，一般“文学家”尚且不注意。例如：不写“我把两只梨子吃了”，而写“我将二梨吃了”，不写“跟”(and)，“和”(with)，而写“及”，“与”；应当用两个字的地方，往往只写一个。这算是白话!
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够采用文言的材料。正确些说：可以采取汉字做“字根”，来制造许多新的字眼。这是言语一天天丰富起来所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一定要遵照现代化的原则。例如：“安定”，“严重”，“隔膜”……这些都是用汉字的材料制造成功的新字眼。然而如果写“痴愚”，就不如写“呆笨”，如果写“缄默”，就不如写“不做声”——为什么?因为白话里面原来有的字眼，应当尽先采用，因而那些读出来听不懂的汉字，应当尽可能的完全不用。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中国言语的欧化是可以的，是需要的，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普通话里面，事实上也有些欧化的成分。但是，必须有正确的方法，为什么“政府”法律”“……等等新名词——三十年前的新名词，现在很通行了，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东洋化的中国字眼了?因为这些新字眼的制造方法，是合于中国言语自己的规律的。当
初也有许多“硬译”的名词，他们自然淘汰了。现在许多翻译的书，甚至于自己“创作”的书，为什么像外国文那样难懂?因为欧化的方法不正确。第一，字法方面，应当明白中国言语自己的字法，根据中国字法来采用欧洲“印度日耳曼语族”的文法。例如中国的副词(adverb)有些地方须要加一个“的”的语尾(例如“你慢慢的走罢”)，有些地方却是用不着的，形容词也是这样(例如，我们不一定说：“一张红的桌子”)。但是，“新文学”里面，却往往是在每一个形容词副词后面，一概加上“的”和“地”的语尾，甚至于写“幽默的地”这一类的字眼!第二，句法方面，应当欧化——应当很自然的加上必须的辅助句子，去形容那个主要句子。但是，譬如说何以不写：“她是一个寡f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她……”而一定要写：“她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寡fù……”或者写：“有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而做着寡fù的她……”请问这是优美些么?不见得。如果文艺应当是给平民群众听的艺术作品，那么，这种欧化句子读出来，简直是极恶劣的中国话，一些儿优美意味也没有。难怪“说书的”，唱“滩簧的”比“新文学家”高明!第三是章法方面。固然，文艺作品可以尽量的采取“欧化”的章法——就是叙事写景是可以颠倒的。但是，应当知道这种章法不是欧洲言语本身的特点。中世纪的欧洲，一样有过中国《今古奇观》式的章法。意大利的《十日谈》就是这样的文章。开始是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这样顺着叙说一件一件的故事。这是比较呆笨的。但是，读者，是不是应当顾到的呢?我认为必须顾到“某种”读者的程度，可以为着他们特别写一种简明的章法；也可以用所谓“欧化的”章法而在每一段说明前后事实的联系，——这样去领导中国读者到更复杂的章法方面去。假使尽是要人家猜谜子的东西，那么，自然只有会猜谜子的人来读。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废除汉字的理由，不用多说。第一，汉字是十分
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平民千字课只够写写简单的信，记汜简单的帐。能够甩平民千字课学科学吗?当然不能够。第二，汉字不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根据这种符号要创造“新的言语”，一定必然的只能造出比古文更麻烦的言语——仅只是纸面上的书本上的言语。汉字存在一天，中国的文字就一天不能和言语一致。第三，汉字使“新的言语”停滞在《康熙字典》的范围里面，顶多只能从《说文》里面去找“古音古义”等来翻译现代的科学的字眼，而不能够尽量发展——采取欧美科学技术的新名词。例如：“什麽”总是日常言语之中最普通的字眼了，然而你看那个“麽”字是多么困难。这种汉字对于“平民下等人”，简直是活受罪，对于一切儿童也是消耗他们精力的罪魁。同时写着这种汉字，时常因为汉字的字形已经能够表示相当的意义，所以写的人都自然而然的偷懒，不肯照着口头上应当讲的声音去写：明明应当写“我到上海的时候儿”，他偏偏只写“我到上海时”。至于翻译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名词，用汉字来译音，一定只能找着许多冷僻的字。而且这种译音很自然的有许多是用上海口音译的(因为上海是工业中心)，等到写成汉字，再用所谓官话去读这几个汉字，简直弄成了莫名其妙的字眼：Telephone译成德律风，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词典，用注音字母注上“Deliufuen”的声音!所以总而言之，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我们可以把一切用汉字写的中国文叫做“旧中国文”或者汉文，而把用罗马字母写的中国文叫做“新中国文”。或者简直叫做“中国文”，而革掉汉字文的“中国文”的头衔——因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