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为什么是一只骡子呢?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吗?除出中国社会实际生活里面的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文学革命党”自己的机会主义。
第一、请看当初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等发动文学革命时候的态度。——林琴南反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提倡“废孔孟，铲lún常
”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而蔡元培答复他的口气是怎样的呢?他说：难道北大教员曾经用“废孔孟，铲lún常”教授学生子吗，难道他们主张“废孔孟，铲lún常”吗，难道北大废除古文，专用白话吗，难道白话不能够同样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吗，难道白话文学就等于“引车卖浆者所cāo之语”吗?!这五个“难道”把蔡元培等等的妥协态度——可怜的神气表现得“活龙活现”。这种神气，简直是在“古文政府”的审判厅上受审问，挨着“非刑拷打”而哭哭啼啼的告饶了。这是说：我们并不要革命，只要改良，并不要“废孔盂，铲lún常”，只要用白话来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这样，“新文学”一开始就表示不敢推翻旧
文学的“政府”，而只要求“立宪”。“四书”“五经”一直到上海小调，京津大鼓里面的旧文艺的精神(“孔孟lún常忠孝节义”等等)应当继续维持着统治的地位，只要“御赐”几分自由给易卜生，托尔斯泰，鲁迅就够了!
第二、对于废除古文专用白话的问题，蔡元培，胡适之等也是这种态度，他们只要求在文言的统治之下，给白话一个位置，并不敢梦想“专用白话”的。直到1929年，刘大白方出来主张完全用白话。然而连他都主张“中国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还是一个问题”，而且认为要用“标准统一的人话(现代话)的文腔，来做统一文化同化异族的工具”。这仍旧是投降鬼话(古文)所用的汉字。其实，汉字
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
第三、只有赵元任等极少数的人，明白这层道理。然而他所领导着而制造出来的“国语罗马字”，仍旧不敢脱离汉字“语调”(四声)的束缚。因此，仍旧创造不出真正适合现代普通话的文字。他这种“国语罗马字”(就是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的)，就成了“古今合璧”的北京官话的拼音方法。而且国民政府的布告说：这“可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这是第二式，那么，什么是“第一式”呢?当然是那种不中不外不东不西的注音字母。这种注音字母，现在已经改名叫做注音符号。这意思是只要用他来做一
种符号，注明汉字的读音。这样，汉字的不废除，是没有疑问的了!
文学革命本来首先是要用文学上的新主义推翻旧主义，用新的艺术推翻旧的艺术。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要实行这种“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专用白话写文章，不用文言写文章。而且，要彻底的用“人腔”白话来代替“鬼腔”文言，还必须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这在所谓“五千年持续不断的”古文化国，是多么严重艰苦的革命斗争。而“文学革命党”，却用那么妥协的机会主义策略来对付!自然，文学革命弄到现在，还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