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16年，“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旗帜上大书特书着“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真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很鲜明的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旗帜，是有一种新的主义和新的艺术做目标的。而且，这个旗帜虽然鲜明，可是并没有鲜明“过分”，这并不是红匪的大红旗，而恰好的是***的青白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文学革命军打着什么大的旗号，他和旧文艺的战争，究竟打出了怎么样的局面?原来，十二年来这个战争只是摇旗呐喊的虚张声势罢了。事实上简直只是茶馆子里面的打架：把辫子一盘，袖子一掳，xiōng膛一拍，叫一声“你来，你来!”仿佛是要打起来了。可是，再过一忽儿，又好好的坐着吃茶讲理了!
固然，形成了一种“新文学”——所谓“新文学”。新文学的“新主义”，据说是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现在国民文学在哪里呢子贵族文学推倒了没有呢?贵族文学却脱胎换骨的变成了绅商文学。以前的贵族文学是什么?自然是些“文以载道”的古文；但是，当时大多数人看的旧小说，“才子佳人，忠君爱国，善恶报应”的文艺，难道不是“文以载道”的文学吗?——他所“载”的道是和古文同样的“道”呵。现在新文学的意识形态之中，有一部分虽然已经不
是代表旧式的贵族，可是却代表着新式的绅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第一是因为既然是新式的绅商，当然就不是旧式的古董，“用不着”再和旧的文艺去打架了。第二是因为“绅商阶级就是民族”，绅商有了文学，中国的民族文学就建立了。
为什么绅商文学自然就是新式文学呢?因为“绅商”本身就是新式的人物。中国以前有绅士而没有“绅商”。当时的绅士，甚至于不屑和商界人结婚呢。绅士是贵族，“是清高的”，甚至于开钱庄当铺还要秘密的开呢——因为“怕难为情”。可是，现在情形早就变更了。现在：绅士都商人化了；不商人化，连绅士也当不成了；商人，真正殷实的商人，个个都升任了绅士。绅士一定做商人，做了大商人的，也一定就当绅士。固然，仔细研究起来，有由绅而商的，也有由商而绅的：然而绅商混合起来，成了一个“阶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你们不看见：中国每一个县里，每一个大小码头，那里不是商会就等于当地的绅董会议吗?所谓“地方上的舆论”，是他们的舆论；所谓“地方上的事业”，是他们的事业……军阀打仗的时候，有所谓“保全地方”的口号，也就是保全他们的身家生命的意思。这里附带的要申明一句：绅商的“商”字，不能够死板的去了解他的。这个“商”字，照现在的惯例是代表一切银行界实业界工厂老板……，可是，有的时候真正做生意的小买卖人，却不在这个“商”字里面。总之，这个绅商阶级，的确是一
个新式东西。他的文学怎么会旧呢?
为什么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呢?唉!绅商阶级，应当叫做“绅商民族”。不是中国的绅商——高等华人代表中国民族，还有谁呢?譬如说：上海的小瘪三**宫，他这种行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中国人“吸大烟，包小脚，龌龊不讲卫生……”一切野蛮举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当然不能够。西洋人把这些丑态描写到影戏片子里去，咱们就要提出抗议，说他们污辱中国民族。为什么是污辱?因为这些野蛮举动只是中国人做的，而并不是中国民族做的。中国的下流人——工人农民贫民丘八等等，他们配代表中国民族吗?只有祭孔典礼，投壶shè覆，或者上海大华饭店的跳舞，着二十五元一双的丝袜的中国太太的玉腿，或者，踢足球，打考而夫球等等的中国黄金少年……这些才是中国民族的代表。所以绅商就是民族，民族就是绅商。
中国的旧文艺，阿谀贵族，这当然不好；然而现在的“白话”新文学，如果能够鼓吹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民族意识，民族什么，民族……当然是很好，当然算不得阿谀。就算是阿谀，难道便不应该吗!?你们敢说不应该吗?敢吗!?!?
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是仁义，忠孝，中庸之道，谦逊而稳重，明哲以保身……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是孔夫子的大道统。所以绅商文学——民族文学，作算是用文言写，或者用白话写，用旧式的章回体写，或是用新式的欧化体裁写，“其所载之道一也，孔孙之道
也”。譬如说中国现在受人欺侮，应当首先怪自己不好；要自己能够自强，自然外国就看得起。山假使野蛮的排外，那就是“非中国民族的”义和团的举动，那或者亦就是红匪的举动了；因为强硬反抗不是不讲礼，不讲礼就是下流，下流就不是礼义之邦的民族，只能“不与同中国”了。“白话”新文学之中的这种民族文学，直到最近一年方才发展的。请看：
“自由吗?你去自由好了。洋经理昨天要开除人，你还不明白?”
“……”
“本来，**是没有什么要紧，但是总要有利于行里的，我们应当想想。”(以上买办讲的话)
“那自然。”(这是民族主义的青年，洋行雇员燕樵的回答)(《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69页)
但是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也不是一味这样谦虚，一味这样顾全“别人”的利益的。孔夫子也有“嫉恶如仇”的精神。唐朝的韩愈，是个继承道统的文学大家，他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所以对于这些“惰民”(地痞，流氓……)，是要“诛”的。不但中国民族自己要“诛”，还要教给别的民族去“诛”。请看：
这是件可痛心的事：一般受了苏俄煽动的***人，竟也混在我们的独立运动中谋施展他们暴乱的yīn谋，……
中国的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混入了***怎么会形成内部的破裂呢。而且，朝鲜是受帝国主义民族的压迫，决不需要****，何况朝鲜是谈不上阶级对峙的呀!(《朝鲜
男女》——《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98页)
红匪——***的暴乱yīn谋和****，正是不愿意“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民族运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是多么高尚的“自强自立”的精神，而下流的惰民却想混进来，以为这是要为着他们的“自私自利”——为着要“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这班东西，非得诛尽不可！这是中国民族的经验。
绅商文学，在“白话”新文学之中虽然只是最近发展出来的，虽然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在“白话”旧文学，以及文言旧文学之中，却占着极大的势力。这势力是在于道统，这势力还在他能够“借尸还魂”——借“白话”新文体的尸，来还道统的魂。所以他对于旧文艺是要借重的，是可以讲和的，而对于yīn谋颠覆道统的昏蛋匪徒，是不能不战争的。自然，对于旧文艺也只是可以讲和，并不是完全讲和，至少表面上是不能讲和的。为什么?因为何苦让“不可与同中国的”混帐匪徒来占领白话新文学的文坛呢。何况绅商虽然决不像匪徒那样残酷，要去打倒中外贵族，他们自己却始终并不是中国旧时的士大夫了，他们需要“白话”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总之绅商就是民族，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民族者国民也”，所以绅商文学就是国民文学；——民族就是绅商，民族文学就是绅商文学；“唯绅商方为国民也”，所以国民文学就是绅商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第一大主义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