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荣誉性」职业的困境
我有很多朋友都从事医疗、教育、科研行业，我非常体谅这些基层工作者的辛苦，也明白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年轻的基层医生和中小学教师们的普遍工作强度不逊于 996，同时基层医疗人员和教育人员人手普遍短缺，闲暇时间被严重侵占；
他们加班虽然有一定的加班费，但因为基础工资低，换算出来的加班费也并没有多么理想。我们以医生为例，年轻医生的福利待遇，豪不夸张地说，完全跟不上市场平均值，也完全不能匹配医生的专业技能。
医学生，本科就比我们多一年，一般要读到博士毕业才能进正规大医院，就算读个直博最快最快也 8 年出去了，平均培养一个医生都要 10 年朝上。但是这些妥妥的精英人才，收入也就是个应届生平均值，我好歹读个博士出来的，我心里不犯嘀咕吗？更不要提远超平均水准的高强度工作了。
基层医生们一个境遇往往被忽视，就是他们本科、硕士、博士，都有相当长的时间（总共 3-5 年左右）在医院实习，但是他们实习期间仅仅领到的是一份非常卑微的补贴，可以说就是一个被压榨的廉价劳动力。
我有一位朋友医学博士在读，在全国最好的几家医院之一实习，但她住的那个宿舍，就是非常残破的八人间上下铺，拿着一点象征性的「补贴」。
要知道，人家这是博士哎，是高级知识分子，至少给一个市场平均值的环境待遇吧。而且最近医院非常「精明」的改了规定，以前是博士最后一年实习，毕业之后就能转正为正式医生了；
现在改成了毕业之后要求博士后驻站两年，然后才算正式医生。问题就是医生拿一份正式工资（还有奖金分成，这才是吸引人的大头），博士后只拿一个驻站工资，而且这部分钱是国家是补贴的，这就是明摆着把学生不当人么，干的工作都一样，医院就是店大欺客想再用两年免费劳动力呗。
我这位朋友说，他们博士在医院实习，还要干护士的工作，每天早晨凌晨五点起床去给病人抽血。她跟我开玩笑说全国有名的医院里，用博士生给病人抽血的就这一家，你也不用匿名，一写出来别人都知道是哪家医院了。
我说你这个困境其实在全中国硕博研究生中都存在，就是导师和学校把学生都当成了剥削的对象，利用科研、教育、顺利毕业的「鱼饵」，用着最廉价、最服从且高素质的劳动力。
我们就横向比较哈，我读一个硕士出来，二十五六岁在一线城市找一个月薪七八千的工作，这时候医学生们还在读书；
三年之后我差不多有个晋升的机会了，一个月拿一万多，成了一个基层的小领导，医学生们大概在博士实习中；
五年之后我跳槽去了一家小公司，工资翻番，家里贴点首付贷款买房，医学生们博士刚刚毕业然后一个月月薪六七千。大家都会比较，谁心里也都会犯嘀咕。
科研工作者的待遇同样堪忧，我有一位朋友 13 年北航研究生毕业，进了航天某院某所，人家真的是专业技术人才，薪资水平比不上北京平均工资。
就这样他还干了两年多，他讲他是真的爱航天，真的有一种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荣誉感在其中，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计划要结婚了，但他跟女朋友一起住还要靠女方的钱补贴生活。真爱也敌不过现实，他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然后跳槽去了一家无人机创业公司，工资翻了十倍，没有看错，就是整整十倍。
结果没想到，他们领导拿保密协议卡他，说工作性质特殊不能放你走。最后大家猜猜他是怎么走的，家里出面找关系，贿赂了几个「关键人物」终于放他走了。他给我讲他的工作性质根本就不限制跳槽，就是领导故意难为他，再一个也是现在真的缺人手，但凡有着技术的人才，谁会那这么微薄的待遇「用爱发电」呢？
当代基层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困境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
不吹不黑，我国的医疗体制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普世程度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很多穷人都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当今的医疗福利可以说是计划经济遗泽，但也因此受到了市场大环境的巨大冲击。
计划经济有一个特点，对于劳动者的激励不以金钱来衡量，而是以「荣誉」来作为「回报」。像我的父辈、祖辈，非常非常看重来自组织的荣誉，像什么劳动模范、先进个人、优秀党员、新长征路上红旗手之类的奖状攒了一抽屉，我现在回家就能翻得到，保存的好好的。
不一定发钱才是一种正反馈（反正整个社会大家都怎么没钱），公有制前提下来自荣誉的激励，对劳动者同样能提供很大的正向作用。反应下岗工人题材的电影《暴雪将至》中，段奕宏饰演的工人余国伟就一直执念于一个「劳动模范」的奖项，并为不断证明自己走向了不归路。
（电影《暴雪将至》剧照）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有一个雕像，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政商要员、明星偶像，而是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张秉贵。「张秉贵 11 岁时便到纺织厂当了童工，17 岁到北京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让张秉贵不堪回首……他从 1955 年 11 月到百货大楼站柜台，30 多年的时间接待顾客近 400 万人次，没有跟顾客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
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虽然那个年代的宣传包装确实有一些用力过猛的毛病在，但是像这样在全国商业中心地标建筑前，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售货员立雕像，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做得到，这对于劳动者也是无上的荣耀与激励。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社会已经普遍不用计划经济荣誉激励那一套了，市场经济要用钱去衡量。我们广大医生的普遍困境就在这里，既要用计划经济时「白衣天使、无私奉献」的道德层面去要求，市场化金钱层面的激励又跟不上，于是基层医生普遍叫苦连天，高考医学录取分数线年年下跌。
基层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困境也类似，都是付出与回报完全不匹配。我之前的文章里写过，乡村教师、赤脚医生，是当年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两个职业，第一次把现代文明之光照进了我国最基层的穷乡僻壤。
就是因为前三十年农村的合作社、农业水利建设和教育卫生建设的成就，才能让我国最基层的劳动力能够进入工业化的框架，改革开放之后的人口红利就是那个时候打的基础。可类比的，为什么印度没有成功的全国范围内工业化建设，因为印度的农村还是一个半封建化的状态，他们的劳动力不能为工业化大市场所用。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就是一曲平凡而伟大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赞歌：
「那么，他们的个体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是什么？」
「极其原始，也十分罕见。他们身体内有一种很薄的器官，这种器官在这个行星以氧氮为主的大气中振动时可产生声波，同时把要传输的信息调制到声波之中，接收方也用一种薄膜器官从声波中接收信息。」
「这种方式信息传输的速率是多大？」
「大约每秒１至１０比特。」
「什么？！」旗舰上听到这话的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真的是每秒１至１０比特，我们开始也不相信，但反复核实过。」
「上尉，你是个白痴吗？！」舰队统帅大怒，「你是想告诉我们，一种没有记忆遗传，相互间用声波进行信息交流，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秒１至１０比特的速率进行交流的物种，能创造出５Ｂ级文明？！而且这种文明是在没有任何外部高级文明培植的情况下自行进化的？！」
「但，阁下，确实如此。」
「但在这种状态下，这个物种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间积累和传递知识，而这是文明进化所必需的！」
「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
「听起来象神话。」
「不，」参议员说：「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确实有过这个概念，但即使在那时也极其罕见，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
「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
「他们叫教师。」
医生，治病救人；教师，教书育人。这些高尚的事业能用市场框架下得金钱来衡量吗？不能。就像我在二十章里说到的母亲的困境一样，母爱的伟大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医生和教师也一样。但是这又是一个金钱来异化一切、衡量一切的时代，这就是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科研工作者也是一个道理，我说屠呦呦比王健林贡献大，袁隆平比马云贡献大，他们俩的家产应该比王健林和马云多才「公平」，谁赞成谁反对？赞成也没用反对也没用，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的贡献就不能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衡量。
但问题就在于，各行各业都普遍市场化的年代，荣誉激励是失效的：我要买车买房，孩子要上学，父母要养老，我拿几张荣誉证书有啥用？这也是为什么，官媒每每宣传科研工作者们不计报酬、生活艰苦朴素、工作拼命加班时会招致反感——钱不给足说啥嘞。在分析我国相关职业的困境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中医生等行业能够成为收入待遇最顶端的职业？
（二）知识垄断资本
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这些对社会的贡献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职业，我把他们称之为「荣誉性职业」。但市场经济下，金钱是唯一的正反馈体系，那唯一的结果就是对他们的反馈会提升到一个极限值（比如病人的最大承受能力），所以一个救命药会卖到天价，西方国家的医生等职业也都是最顶级的收入。
微博上一位博主查证的美国某医院的 IRS 税表：「院长(叫主席)，一年合计收入 690 万美元。副院长，一年合计收入 370 万美元。胸外最好的专家，底薪(不算绩效等等)是 141 万美元。器官移植最好的专家，底薪(不算绩效等等)是 124 万美元。神经外科最好专家，底薪(不算绩效等等)是 179 万美元。而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 4 万多美元。一年赚 20 万美元的人是前 5% 高薪。」
为什么西方社会医生、律师、金融工作者成为了最顶薪的一批职业，按照法国当代国宝级思想家、左翼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这些人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劳动者了，而凭借他们的专业知识成为了「知识垄断资本」，算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无论是医生还是律师，他们工作的专业性，远超于常人所具有的知识。一个厨师做饭，盐放多了油放少了我可以评价；但一个医生的治疗方案你怎么去判断，还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布尔迪厄认为，医疗、法律、教育等领域，其实是一个失效的市场领域，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消费者」不具备通过供需关系去调节市场的实力，只能人家「专业人士」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所以这种权利、义务与信息、地位的不对等，让这些具有特殊性的职业成为了一个变种的「垄断资本」。
布尔迪厄用「习性」（haitu）、「资本」（caital）、「场」（field）三重维度构建起了他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从阶级习性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角度，把社会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的东西。
一个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就是习性的产物，就象场的特性就是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使在那个场中操作的行动者的习性得以具体化。基于此，布尔迪厄提出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布尔迪厄扩展了传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对于「资本」的定义，并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称为「象征资本」。
举一个类似的「资本化」例子：去年，范冰冰因偷税漏税被罚款 8.8 亿，无数普通民众为这个天文数字咂舌。网络上就有人讨论，说明星群体应该是「劳动收入」最高的群体了，并推导出劳动者只要有足够不可替代的议价权，还是可以与投资方——即资本家共享收益的能力。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我们不可否认，范冰冰等娱乐明星在表演或参加活动中确实付出了劳动，但是，她所能拿到的天价片酬，并不是看中她的演出，或许再直白一些——他们的演技值不了那么多钱。以范冰冰她之所以能够获得高额片酬，更多是因为她的关注度高，即社会声望资本。所以投资方的片酬购买的并不是她的劳动——即演技，看中的则是她巨大的社会声望资本。
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就比如范冰冰巨大的社会资本从哪来的呢，她的关注度、讨论度很多都是用钱买来的流量。
比如就有人嘲讽她和她弟弟范丞丞喝个水都能上热搜——而热搜就得拿钱买，钱就是资本。所以从根本上讲，范冰冰的关注度和她的高额片酬，只不过是「资本」在各种「场」中的流动，本质并没有变化。而赵薇直接就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了，算是找回了自己的本质。
同理，西方国家的医生、律师也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不同的「场」中转换为垄断资本。但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是垄断资本，也是呈金字塔状分布的：顶层吃肉喝汤，基层做牛做马。西方医生、律师确实是最高收入的职业，但是得加一个限定词：大医生、大律师；基层医疗工作者、基层法律工作者同样是被剥削被压榨的那一波人。
马前卒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分析过这个问题：「在欧美国家，医学院和法学院的高额学费、医学界和法学界的关系网有效地限制了医生和律师的数量。在中国，裙带关系和大学学费没有那么黑暗，于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是大多数医学院的学生当不成医生，法学院的学生大多数当不成律师，当了律师也拿不到业务。
只有少数幸运儿可以去拿那个高薪……现实中，法学毕业生再多，也无法改变少数大律师拿到绝大多数报酬的事实；医学院毕业生再多，也无法从少数富裕医生手里分到收入，供求关系在这里完全失效。市场经济或许不是坏东西，但凡事认为市场至上的人，肯定是这个社会的祸害。」
科研工作者也类似，大公司通过专利霸权赚的盆满钵满，但是收益都是高层的，参与研发的工作人员往往不会共享这个巨额收益。这是我微博上《我不是药神》影评下的一些评论，一句「做科研不发财，发财转 uie」可谓倒进了基层科研工作者的心酸：
其实我们国家也出现了这种类似的「金字塔式」的分配体系，所以本文题目中我加了「基层」两个字。我问了一下的医生朋友们，现在过得真苦，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下来呢？他们说医生转行的也很多，比如说医药代表、跨国医疗器械公司，待遇翻个几番不成问题。
但是呢，他们留在体制内，一方面是因为「稳定」，另一方面也有盼头，从主治医师混到副主任医师再到主任医师，收入待遇一步一个台阶。等混到了大科室主任或者某领域专家教授这种级别，尤其是在一线城市的头部医院，可预期的收入不比一个大公司高管差。
我一些在高校和研究生的朋友跟我说的也一样，先当孙子混资历，混到教授甚至于学科带头人、院士这个级别，到时候就是拿国家的钱啦，那个专项基金都归你花，而且你带的硕士博士都是免费劳动力，变成你剥削别人了。
现实是这样，但并不代表这个现实是合理的，爬到金字塔顶的永远都是少数人，现在大公司里 996 的员工遍地都是，未来能成为 CEO 的寥寥可数。并不能用「有极少数人曾经 996 最后 CEO」来作为 996 合理性的支撑。
（三）全面市场化的毒药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国医生的困境，就是因为处在「荣誉职业」和「市场反馈」二者矛盾交集的尴尬位置：一方面要用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的高尚情怀要求医疗工作者；另一方面又无法市场化——全面市场化全中国得有多少病人看不起病，政府可不敢承担这个潜在后果——但医生付出这么多劳动也得养儿育女养家糊口啊。
于是，在计划经济福利与市场经济激励的双重矛盾下，这些「荣誉性职业」产生了大量灰色地带，比如医生拿药品的回扣、比如滥开检查项目；比如中小学老师上课故意留一些关键性问题，然后让学生报自己的辅导班课后再讲。按理说医生拿回扣，教师讲课敷衍，算不算医德有亏、师德有亏？当然算，但这些事情苛责医生和教师是没有用的，骂医生、骂老师骂得再狠，该出现这种状况还是得出现这种状况，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
我们必须关注于背后的大困境——即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的困境，以及政府职能在其中的缺失——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解药。
以医疗政策为例，近十年左右以来，我国对于药价的规定可以说是一改再改，一阵说不要「以医养药」，一阵又把药品的定价权给了医院。就可以看到国家也很纠结，怎么试怎么有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根在哪里，在于政府对于医院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少，很多地方大医院都被要求「自负盈亏」。
那这个盈亏从哪里来？还不都是从病人身上来。医院想从药品赚一笔，病人自然深受其害；不让医院加价，那又是「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没有了经济基础的医院很快就能陷入了运营困境。现在的政策是找了一个「这种方案」，不提高药品价格，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比如挂号费、治疗费、手术费、检查费等等。但是这依然不能解决医院与患者的二元对立模式——换句话说，医院想挣更多的钱，患者就得亏更过的钱。
我前文中提到的那位朋友，她在医院做实习医生时，就被下达了每月给患者开检查项目地「任务指标」，而医院甚至会给每个科室下达「任务指标」。
这就无法避免地导致医生会给患者开很多并不必须的检查项目，也不可避免的导致部分患者的不满。我这位朋友在内科实习，我去他们医院看的时候，就感觉内科大楼残破不堪，内部的设施都是七八十年代那种感觉，那个厕所就更是一言难尽。
但是医院的外科楼就焕然一新，我朋友讲就是因为骨科能挣钱，他们打一个钉子就几千几万的，我们内科开一个月的检查都比不上。骨科能给医院带来收入，医院就给骨科修更好的楼——这么多年来我这双眼睛虽然见识到了太多的纷纷扰扰，但是医院给科室下 KPI、科室给医生打绩效，是最让我不寒而栗的事情。
既然明面上无法为医生提供足够多的的正反馈，那么众多灰色环节就孕育而生，就比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中药注射液回扣的事件，你骂部分医生没良心可以，但没有用。
诸如药品回扣、滥开检查，问题的本质是全社会在为医生福利待遇不与市场经济匹配而买单，相当于全民变相给医生发了个工资。而这其中，国家和政府的职能是缺失的：为了经济活力，让国企自负盈亏没啥问题，让医院自负盈亏我就搞不懂了，难不成下一步还要让学校自负盈亏？
上图是五月份的一个新闻，一个医生举报自己吃回扣，这颇有一种「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无奈。讲道理，谁不想拿合法的收益啊，赚一个道德边缘法律边缘的灰色收入，谁的良心都有负担啊。
现在那点医生基本工资，远不能匹配他们高强度的劳动，远不能匹配他们的受教育和培训年限。这根本就不是高薪养廉的问题，这是个公平问题，是个逼良为娼的问题。
医闹问题同理，表面原因是部分患者素质低下，而根源在于「医生-患者」的二元对立模式，即医院想要生存发展，医生想要更好的生活，这笔钱就得从患者身上「榨取」。
但是，我国的医生还在受着传统医德、荣誉感、救死扶伤精神的影响，这样的结果就是医生太辛苦了，福利待遇也跟不上，潜移默化地「劝退」了许多渴望成为医生的年轻人。所以许多省份高考医学专业分数线年年下降，那这个后果也还是全民买单。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因为国家职能的缺失，「医生-患者」「教师-学生家长」变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医生想要提高自身收入，只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患者身上薅羊毛。
国家财政补贴力度小，政府要求医院自负盈亏，医院就给科室下指标，科室就给每个医生打绩效。医生基础收入低不低？绝对是低的，低于他们所受教育水平和同年龄段的平均值；但是其他收入就不好说了，比如药品回扣，比如「科室奖金」——这个名字每个医院的叫法不一样，大致意思就是你这个科室盈利了，那么赚的钱大伙分一分。所以医生想要达到一个与市场持平的待遇，患者就得被割韭菜，这一种二元对立，根源不在医生也不在患者，但后果却让双方来承担。
这就是我在《劳动人民的命，金粉世家的病》这一章里说的道理。我们通过外卖平台定外卖，经常会遇到外卖员不负责任、提前接单、食物泼洒等现象；外卖员也会抱怨消费者态度差、不讲情面；外卖员违反交通规则危险驾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这背后的根源在于大公司通过控制成本，把外卖员的数量定在将将够用的水平，让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冒着危险才能完成所规定的工作——这跟一百年前的血汗工厂是一个套路，把劳动者剩余价值榨到最大化。
同时，大公司和资本可以转嫁风险和矛盾，比如超时配送，罚的是外卖员的钱；快递投诉，不用问直接罚快递员。反正资本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不会吃亏：本应是剩余价值剥削过度、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转移到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让你觉得是外卖员服务不好，让外卖员觉得是你太苛刻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是背后的庞然大物在吸取双方骨髓。
中小学教师的问题也是同理，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媒体报道关于家长和老师的冲突不断增加了。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让教师可能的工作时间被无限延长，有一个微信群，老师回家躺床上还得忙工作的事。
但是教师待遇就是普普通通，有早读有晚自习已经让教师工作时间被无限拉长，这如果再包含回家工作的时间，那以「时薪」来算教师工资就是被无限压低的。所以老师们抵触无限延长的工作时间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家长就会觉得老师真轻松啊，随便甩锅，把这么多活让家长来干——这与「医患矛盾」是根出同源的。
现在师范生普遍招生困难，大幅提高教室待遇，自然会有年轻劳动力流入，平均每个教师负责的学生减少，工作量不就下来了吗。待遇提高了，也不愁师资质量的问题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什么要支持提高医生和教师的待遇？因为这些成本终究是要转嫁到我们所有人头上的。医生待遇低，用药品回扣、滥开检查来弥补；教师待遇低，优秀老师纷纷流入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师资力量越来越弱，老师越来越混日子划水；精英子女要么出国要么去昂贵的私立学校。
看看美国和日本，公立学校都是什么样子，这样下来社会更加固化，精英永远是精英，屁民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泥潭里烂掉了。
有些人说医疗养老教育这些问题是市场化不完全的问题，能说出这种话的要么是脑子坏掉了，要么是良心坏掉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吗，完全市场化，像美国那样精英学校、私立医院就好了？除了少数富豪，广大民众都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好了？我上一条文章下面有个评论：有媒体说，用「教育」「医疗」「养老」三驾马车带动消费，形成四赢（群众是第四个）。有网友吐槽：「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打麻将四个人都赢了钱的」。 根源就是我们第二部分说的，医疗等行业具有特殊性，市场化非但不会通过竞争形成效率，反而会因为不透明的无效市场形成一个又一个垄断资本。市场化绝对不是四赢，而是群众轮流给三家点炮：自己生病被宰一刀，孩子读书被宰一刀，父母养老被宰一刀……
政府职能、财政职能的介入，不仅仅是提高相关职业待遇工资就完事了，同时也要明晰规则，确立合理的激励体系，开药拿回扣这种事就可以通过明确地制度规范杜绝了。我再举一个医生的例子，一些基层医生朋友们肯定很有共鸣：医院分下来的「科室奖金」怎么分配，是主任一个人说了算了；每个科室分多少，也是院长一个人说了算了。
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一个明确的「多劳多得」的制度，但是依然改变不了「灰色收入」下的「灰色猫腻」：简单来说就是权力大的赚绝对大头，基层打工仔吃剩下来的骨头。所以说，灰色收入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诉求的，只是他们在基础工资过低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从本质上讲，一个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的激励体系，是符合最广大医生群体（而不是少数医疗特权贵族）的根本利益的。
（四）福利国家
于是，结论也就呼之欲出，要解决这一困境，就必须呼唤政府职能的回归。若说要回到计划经济，再用荣誉去激励医生和教师，那是胡说八道。国家要承担起社会福利相应的责任，财政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一项成本变相转嫁给基层医生、护士，再进一步转嫁给基层老百姓。
很简单的道理，财政支持给足，医疗工作者待遇提上去，还怕医疗行业人力短缺吗？医生护士还用得着连续几十个小时加班不合眼吗？我们要继续向前看，前方的路途中，福利国家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我国社保制度的历史，早在 1997 年建立社保保险制度的时候，大量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的人从来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医保金等社保费，这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无法补缴以前并未缴纳的费用。
但因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退休和正要退休的职工，必须立即纳入社保体系，享受相应的权利，领取真金白银。由于退休的老人数量庞大，资金需求量非常大。为了使现收的钱够用于现付，社保费率被设计得非常高，而领取养老金的替代率则相对低，也就是征收的高费率和支付的低保障。
但是即使这样，钱仍然不够，又将职工个人账户积累的基金挪用于当前的发放，成为典型的寅吃卯粮，形成所谓「个人账户空转」。这就是说，当时设计的「统账结合」变成一句空话，个人账户是空的，只是一个名词。
我的祖辈，完全是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他们享有的只有荣誉，没有经济利益。他们也贡献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全民所有，国家代替你们积累，国家包你们一辈子的所需所求。
虽然说老一辈人往往高风亮节，只想为国家为民族做奉献，自己的待遇福利不争不闹；但是市场化时代养老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得花钱。但是我们祖辈三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有多少被白菜价卖掉了，有多少官商勾结下的美其名曰「带来有竞争性的先进模式」事实上就是抢劫。
换句话说，我们祖辈的养老金本来在国有资产里面，但是已经被贱卖了，只好靠当代年轻人缴的社保来补。
国有资产私有化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这其中的例子举不胜举。说一个最近的大家感受一下，就几天前，5 月 9 日，新华社消息，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主动投案」，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秦光荣此番主动投案，是因为他的儿子秦岭已经在数月之前被带走调查。秦岭曾任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该公司属「华融系」旗下。2018 年 4 月 17 日，华融系一把手、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落马，其后华融系多位高管被带走调查，秦岭也是其中之一。
关于秦光荣的「光荣历史」，离不开国有资产贱卖，《侠客岛》有一篇报道中写道：
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曾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白恩培和秦光荣……烟与矿，云南 GDP 的支柱。在杨维骏的举报信中，白恩培主政期间，云南发生多起贱卖矿案，包括将「价值五千亿的兰坪铅锌矿，让刘汉以 10 亿就控股 60%，一举掌控了这个亚洲最大、全球第四大的超级矿区」。
据媒体《廉政瞭望》透露 年初，全球第四大锡矿——文山都龙锡矿在改制过程中，以增资扩股形式被贱卖，一家地产公司以 1900 余万元控制了这个潜在价值数千亿元的矿产。「该公司董事长蒋政江，籍贯湖南永州，有一个异姓兄长在都龙锡矿改制期间任职云南省委常委」。
秦光荣就是湖南永州人。秦光荣 1999 年调任云南后的 15 年时间里，有不少湖南商人尤其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商人来到了云南；他们没押错宝，赶上了十几年大拆大建的好时光。
所以说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是不干净的。他们占了时代和政策的红利，廉价赚取了包含着上一辈养老金的国有资产，现在为了全民的社保、福利、医疗，出一点血于情于理也都说得过去吧？
关于福利国家的建设，有两个正面的例子和两个负面的例子，还有一个历史的例子，都可供我们参考、学习反思。两个正面的例子是北欧和古巴，两个负面的例子是美国和日本，我们综合全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经验教训，来看一看「解药」在哪里。
（五）美国和日本的社保困境
美国医保体系的问题很多，之前的文章里也或多或少分析了不少，简而言之就是：公立医院能等死人，私立医院能贵死人。穷人，是「不配」活下去的。
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最引人注目之处除了他的种族和肤色，就是他的医改方案了。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其核心关键词有两个：「广覆盖」和「低成本」，最终目的是为美国全民提供「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在美国，有 4600 万左右的人缺乏医疗风险保障——他们属于既买不起商业保险又得不到政府资助的中低收入阶层。其比例占美国人口的 15％以上，其中 80％为工薪家庭——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核心就是要为这 15％的美国人建立起保障体系。
为此，奥巴马政府推进的法案包括并不限于：建议成立公营医疗保险，管制私人市场转保，由私人健保转到公营健保。现时法案建议限制美国全民买健保，并不容许保险公司因疾病等借口对受保人拒保，或擅自增加保费等等。
但是，奥巴马的医改计划触及了精英阶层的利益。精英阶层有着成熟的商业保险体系，并不需要国家提供的相对低效率和廉价的医疗服务，但是他们还要为这一项普世的计划多缴纳税收和保费。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差异也在医保法案的斗争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年 1 月 20 日，美国第 45 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是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相关政策。也可见这一问题争议之大、推进之难。于是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美国医疗该有的问题还是都没解决。
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对美国医疗市场问题的客观展示。比如经典作品《绝命毒师》中，担任高中化学教师的「老白」就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才产生了制毒贩毒赚钱的想法，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虽说老白这个角色非常经典非常复杂，推动他前进的动机也有多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最初制毒的原动力就是因为没钱看病、想活下去，而且他还不是贫穷阶层，是有着固定职业、温暖家庭的小康之家。
《绝命毒师》中还有一个情节更加赤裸裸：老白的连襟——缉毒警察汉克，被毒贩袭击身受重伤，但是就连因公受伤的缉毒警察都无法得到最好的治疗，而且很可能因此落下终身残疾。最后老白用他贩毒的钱去支援汉克一家，才让汉克得到了最及时、最好的康复治疗。缉毒警察用毒贩赚来的脏钱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恢复健康，这就是最滑稽也是最露骨的讽刺。
在好莱坞大片《阿凡达》中，也有着类似的情节：士兵杰克·萨利的脊椎伤无法治愈，必须要到遥远而危险的潘多拉星当雇佣兵才有钱能治愈。这个台词也很精炼，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美国医疗两大问题：要么等死人，要么贵死人。虽然《阿凡达》是一部未来世界的架空题材作品，但是这依然能反映出编剧和导演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即便到了星际殖民的时代，美国依然无法解决医疗问题，这比电影本身所体现的更加有趣。
有人说《阿凡达》里的男主本来是人类，结果叛变到了外星人那里，做了「人奸」，这个情节太过于环保主义政治正确。我说不对，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雇佣兵萨利在人类社会是个底层的「虫子」，奉献青春为国征战但身体残疾却无钱医治，被跨星际资本当成工具，他从来没有找回过真正自己。但是在潘多拉星、在纳威人的部落里，他被真正地当成了一个「人」——他不再是被蔑视的老鼠、不再是杀戮与掠夺的工具，所以他宁可抛弃星际文明而拥抱原始部落，因为在这里他才没有被压迫被剥削被异化，他才成为了真正的杰克·萨利。
电影一开头就有在酒吧里，杰克出手教训了一个殴打女性的人，在座的多少七尺男儿无动于衷，而只有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拍案而起；最后打女人的人没有事，杰克被保安扔出了酒吧。这就证明了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也证明了一个金子般的心无法存在于污浊的社会。卡梅隆的电影细节信息非常之多，没有一秒钟是白给的。
言归正传，我们简略地谈了谈美国医疗和社保的问题，再来看一看另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日本在 1961 年就建立起了全民社保，其覆盖范围之广、福利待遇之高在当时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日本人引以为傲的社保体系仅仅维系了三十多年就已经分崩离析。NHK 的纪录片《日本社保危机》就给我们全面展现了这一危机下日本人民生活的图景。
日本的社会保险分为四种，其中年金就是养老金，生活保护就是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大致相当于我们的五险一金。日本的社保号称是全民覆盖、全民免费医疗，但是仅在 2008 年就有 475 人因为没有保险、无法承担医疗费用而死亡，纪录片的摄制组跟踪了这些案例，发现没有交付社保的唯一理由就是——穷。
日本经济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所以全民高福利社保还是可以从人口红利、经济发展红利来维系的。但是随着经济泡沫破裂，尤其是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社保体系显得不堪重负。
老龄化的负担主要体现在医疗保险上（因为他们的养老金都是自己独立的账户，相当于国家帮他们存着帮他们理财，所以昭和时代的老人如果不生大病，普遍过得很富有）——看病的人多了，交钱的人相对少了。那么国家做的只能提高社保缴纳金额。
在社保加码之后，一方面劳动者的生活出现了困境，纪录片中就记录了一个受访者，为了交齐社保被迫租更小的房子；另一方面，对于企业的压力也大大增加。据调查，有 83% 的企业认为日本社保负担过重。
纪录片中也展示了一个因为拖欠社保金而面临破产的企业。但是，企业面对国家是弱势群体，劳动者面对企业是弱势群体。企业的负担，还是通过种种方式转嫁到了劳动者身上。日本企业的做法就是通过雇佣大量「临时工」的方式避免交付社保。纪录片中就展示了，许多劳动者干得好好的就被莫名解雇，再以临时工的方式雇佣，企业还利用法律的空子避免解雇赔偿金。近十年来，日本非正规雇佣员工数量飞速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正规雇佣逐年下滑。
在 1995 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中，更是赤裸裸地给企业提出建议：只给中层管理人员交社保，其余的工作全部雇佣临时工。
这就相当于企业把国家甩给它的锅又甩在了劳动者身上。而劳动者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就只能成为临时工——不享受社保。所以说弱势群体为什么叫弱势群体，就在于很多时候他们没得选。纪录片中也展示了很多人间惨剧：许多「临时工」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无法得到有效医治，甚至连工伤也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前一阵上映的日本电影《小偷家族》中，就有正式员工被解雇、临时工工伤问题的情节。
对于日本劳动者面临的现状，纪录片中采访的这位教授基本都在喷企业。说企业这种中层管理人员交社保、体力劳动工人没社保，仿佛让日本回到了封建等级制的年代，还要搞出一个贵族武士阶层。
这位教授不但头发往左梳，立场也挺左的，比众多微博上的精神资本家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其实了解一下全世界就可以发现，专家、学者、政策像我们这么「右」的其实挺少见的。危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劳动者被高额保险压得不堪重负；一方面企业也担上了沉重的负担，经济愈发丧失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也不好办，巨额的账户亏空只能让国家选择削减社保开支：
于是，本来能报销的费用、能提供的服务，都随之削减。这样一来，依靠社保的老人、病人、失业者的生活都受到了灾难性地影响。
纪录片中就有一位脑溢血的老人，本来在正常的康复疗程中，但因为服务内容的削减，只能依靠自己康复，健康状况瞬间恶化；还有一位单亲妈妈，因为失业保险的削减，大儿子被迫退学打工；而二儿子因为每天无法带午饭去学校而开始厌学。
所以我们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社保的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的明修栈道：直接放弃了中等以下收入工薪阶层的医保；一种是日本的暗度陈仓：削福利、削待遇、企业雇佣临时工。这两种例子都不值得我们学习，相反需要我们引以为戒。那么正面的例子有没有呢，北欧就是一个。
（五）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先进经验
北欧诸国无论是人均 GDP、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人类发展指数（HDI），还是国民幸福程度、政府清廉程度、自然环境保护都居于世界前列，是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北欧的发展是基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基础，西方社会殖民世界三百年，这其中收益它们是共享的。所以北欧的成就，首先是源自于一个先发制人的优势，直接站在了金字塔体系的顶端。
这样一来「先富起来」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举一个例子，诺贝尔把约合 920 万美元的遗产作为诺贝尔奖金，那么诺贝尔奖每年发六个，每个 1000 万克朗（约合 140 万美元），发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没发完呢？原因就在于这笔遗产一直在做理财、在增值，就好比一个雪球从山上滚下去越滚越大、越大越滚。
以小见大，北欧诸国的财富积累也是这个道理。再如瑞典、丹麦两国，利用先发优势积累了大量科技专利，申请专利就是把技术「资本化」，专利的使用费就是资本利息。可见及早站在金字塔的顶端获得「体制红利」有多么重要。
这个「红利」还包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持续获利。众所周知，我们初中课本就讲过「剪刀差价」的原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个不平等贸易持续全球吸血。但有人会问，北欧诸国并不太多与第三世界直接发生贸易，他们怎么获取剪刀差价呢？
米歇尔·波德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从 1500 年至 2010 年》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他在书中给出了几个不同的模型，结论就是美英法德日这些国家，有一种模型从全球吸血；而欧洲的小国寡民，同样也在全球吸血，只不过他们的价值流动方式多了几道弯而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里就不再赘述。
北欧的发展，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与人和」缺一不可。但除却「天时、地利」这些无法复制的客观条件，其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制度文化等都是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挪威的经济发展与石油密不可分，但有了很好的自然资源基础，也得能很好地利用才行。像中东地区也是「富得流油」，但基本都是一些皇室在「流油」，绝大多数普通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国家的经济结构也非常不健康。
而同样有用丰富油气资源的挪威，很早就建立了基于石油的主权基 Govermet Petroliuem Fud，这笔基金一直在增值，甚至出乎许多唱衰者意料，扛过了 08 年金融海啸和前几年的油价崩盘。同时，这笔基金的收益大量服务于公益事业、科技创新和教育产业，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除了国家主权基金，北欧诸国大量行业都是国有资产垄断的，尤其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所以说公有制就是好，这不是虚话。但前提是公有制是真的能够惠及于全民的「公有制」。
要单纯依靠特权和垄断收割大量利益，却仅仅服务于少数家族和团体的特权；抑或对内压榨基层员工，对外通过权力寻租将公有资产廉价转让于个人，这种「国有」和垄断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看起来垄断资本主义还更可爱一些，至少人家不立牌坊。
另外能够维系北欧高福利基础的是高税收。丹麦、挪威、瑞典的税收与 GDP 比值都在 40% 以上，远超欧美其他国家。税收的问题与上面国有企业的问题类似，如果政府足够的清廉和效率，那么通过财政代为进行资源分配是有显著正面效果的。此时的重税非但不会成为经济的负担，反而让资源分配更具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笔者摄于斯德哥尔摩）
高税收同样带来的是贫富差距的趋近化。贫富差距的危害不仅仅是「公平」，更有带来社会效率的低下和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个分析我整本《生而贫穷》都在讲，这里就不再赘述。众所周知，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经「赶英超美」。我有一位朋友是做室内设计的，在国内工作了十几年现在已经移民瑞典了。
他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接触了大量的「上流社会」，他讲中国的有钱人那是真有钱，都是「巨富」「超富」，你难以想象得到——「贫穷限制了想象力」从来不是一句空话。相反来到了北欧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富裕很平均，很难再找到一个远超于其他群体之上的数量还如此客观的阶级。
北欧诸国平衡贫富差距的方式，除了税收之外，更有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去限制资本收益。例如你买卖房屋盈利，那么盈利这部分要交一笔重税；相反如果你卖房亏本了，那么国家会补贴一大部分你卖房的中介费和手续费。
如我前文所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益是高于劳动收益的（房屋就是土地资本），所以就平衡贫富差距来讲，限制资本收益要比针对于劳动的征税更加有效。北欧诸国还有一系列针对公司兼并、股权流通、金融衍生品收益的政策。
一方面可以限制这些「巨富」「超富」们的滚雪球；
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劳动创造，降低经济风险，形成良性循环。
相比于我们国家的个税制度，劳动收益是累进叠加的，资本收益是固定税率，许多资本收益甚至不征税，给了巨富阶层大量的避税空间，可以说是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出发点。
此外，平衡贫富差距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一个新员工入职公司，他是有很大的跟公司议价薪酬的权力的，政府同样有干涉公司对员工福利的权力。这样，在政府清廉的大前提下，对公司有了很好的制衡，劳动者收入高，资本家出了点血，贫富差距自然就会趋近。
这个正向的循环效应正如我前文所说：劳动者有钱更多消费、企业卖出更多产品服务、增加就业、劳动者收益继续增加……
我国社交网络上有一群「精神资本家」非常有趣，明明自己从来没拿到过加班费，却总是叫嚣着企业负担过重，「再这样下去就没人开公司了，你们都得饿死」。我之前就说过这问题，我们的企业确实穷，但是我们企业家可不穷。
你们平时加班不给加班费这些剩余价值，最后进了谁的口袋为基尼系数添砖加瓦？我不清楚，但数据比谁都清楚——一个三十年前资本积累为零的阶层，三十年后造就了基尼系数居于世界前列，怎么做到的你猜猜看？我们的劳动者真的是任劳任怨啊。
我们前几篇文章中所探讨的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都是经济和分配问题。北欧诸国的做法，让金字塔顶层的巨富、巨贵们出了些血，让老百姓的生活的大为改善，也让整个社会的活力大幅提高。值得一提的是，根据 2017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统计，瑞典生育率 ，丹麦生育率 ，冰岛 ，挪威 ，均高于中国的生育率 。
（笔者摄于哥本哈根）
北欧一系列的政策制度都来源于其左翼政治传统。瑞典自 1914 年以来，都是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执政，今年因为难民问题的冲击，右翼政党抬头，但刚刚大选的结果社会民主党依然获得了胜利。挪威则是自 1924 年以来，每一届大选都是劳动党获胜。左翼理想、制度保障、人文关怀，共同构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排头兵。
下图是奥斯陆市政厅一幅大壁画，在主厅和平大厅的正上方，我们可以鲜明的看见这样几个形象：工、农、兵、妇女、知识分子，展现的就是北欧的社会运动历史。北欧左翼政党，都有着近一百年的执政历史：
（笔者摄于奥斯陆市政厅）
说了这么多好处，再说两个关于「福利国家」的普遍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高福利会养懒汉，「鼓励」人们不去工作，让经济不堪重负。事实正好相反，在有合理制度保障下的高福利往往会对就业和经济起到促进作用。
通俗一点解释，我们国民的储蓄，除了买房就是医疗和教育了，如果医疗和教育全部变成社会福利，那么我们就不会为此「预备」那么多储蓄，这些钱就可以拿去消费，去购买商品和服务，就让更多的企业获得更过的利润，就业随之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也就水涨船高——这就是经济的正向循环。关于「福利社会养懒汉」的谬论，不过是八九十年代欧美新自由主义政府为了削减社会福利的洗脑产物，近年来学界有相当多反驳这一论断的研究成果。
第二个误区是：全民福利制度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欧美国家纷纷降低国民福利标准就是证据。事实上，这二者并不具备相关性。大卫·哈维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说得很明白，不是福利国家难以为继才取消福利，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发动了一场「新自由主义政变」，为了顶层富豪的利益，取消了广大民众的众多福利。用哈维的话讲这是一场少数新自由主义精英对全体国民的「抢劫」。相关内容也在《生而贫穷》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北欧的福利国家建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限制贫富差距、重视税收调节作用、倡导全民福利的理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来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古巴，在医疗、教育、科研、养老等领域的出色成就。
（六）古巴虽败犹荣的社会主义建设
拉美地区的发展有一个天然的诅咒：离美国太近，离天堂太远。
古巴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初古巴遭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西班牙衰落后美国趁虚而入。总有很愚蠢的网友质疑古巴凭什么跟美国搞意识形态对立，而不是跟美国合作，这样被封锁不是咎由自取么。我来告诉你凭什么，因为古巴跟美国「合作」是这样的下场：
美国势力独占古巴后，古巴基本上就成为了美国蔗糖生产基地。1929 年大萧条期间，美国为了转嫁危机，开始实行关税壁垒政策，古巴的糖厂和种植园纷纷倒闭，美国用了三四年时间就从危机中缓过劲来，随即美国资本趁机进入古巴大规模抄底。
到了 1945 年，被美国资本家直接或间接霸占的土地占古巴全国土地面积的 25%，高产土地的 75%。例如，「古-美糖业公司」就占有约 14 万公顷的土地，比古巴全国 126 个市中的 96 个市面积还大；美国垄断组织「金化牧厂」的土地面积比奥连特省和卡马圭省还大。
这些大的跨国公司成为了古巴的「国中之国」，它们组成了「联合果品公司」，雇佣了当地大量生活贫困的奴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攫取了惊人的利润，并用获得的利润不断购买新的土地，同时还修铁路修港口，甚至自订法律自设军营，任意逮捕和抢杀工人。
联合果品公司还同加勒比海各国反动势力相勾结，操纵各国政治，活脱脱就是拉美的东印度公司。这些被联合果品公司控制的国家被叫做「香蕉共和国」，它们经济结构单一、政治严重腐败、国不将国、民不聊生。
面对美国的压榨，古巴人民从没放弃抵抗，历史也在「起义-镇压」「选举-政变」「独立-附庸」中匍匐前进。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钦定」的代理人巴蒂斯塔在一次军事政变中上台了。
在整个巴蒂斯塔执政期间，美国对古巴投资达到 10 亿美元以上，与此同时古巴失业率也在飞涨，在农村古巴农民中的 70% 只占有全国 12% 的土地，还有 50 万农民没有任何土地。巴蒂斯塔还同美国签订「军事互助条约」，无论是从经济、政治、军事上古巴都成了美国完全意义上的附庸国。
在巴蒂斯塔的领导下，古巴成为了美国上层社会的避税天堂、毒品天堂、卖淫天堂、度假天堂，同样也是下层社会的贫困地狱、愚昧地狱、疾病地狱。
就像毛主席说的，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社会要发展，这是客观规律，你想挡也挡不住的。古巴下层人民不甘心做畜生，要站起来做人，要争取属于自己的那份权益，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卡斯特罗只不过是站在历史风口浪尖，被人民选择的领袖。
古巴革命成功后，是曾经想跟美国建立平等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的，卡斯特罗又不是一个热血冲脑的蠢货，古巴离美国这么近，肯定优先考虑与美国的关系。等革命后国内局势稍稍稳定，卡斯特罗就第一时间踏上了美利坚的领土。
在这里美国给他准备了一卡车的糖衣炮弹，一场又一场有好莱坞明星、选美冠军参加的舞会、酒会，妄图搞定卡斯特罗。美国的想法很简单嘛，收买这个家伙——在美国佬的心目中提着头造反不是为了钱、色、权、名嘛，不过美国这一次太小看这一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了。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你打败了巴蒂斯塔，无所谓，在我看来这只是食物链底端的优胜略汰，那你来做我的代理人，古巴继续做我的半殖民地和附庸国，古巴上层人可以在把屁股卖给美国中牟一点利，古巴下层人继续当我的奴工和牲口。卡斯特罗的原则也很简单：独立、自主、平等、互惠。那么自然就谈不拢咯，开打。
有不少人，受到了来自美国意识形态的洗脑，抹黑古巴人民革命成果、抹黑古巴革命政权建设成果。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做美国「小弟」会是一个什么下场：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国家，与古巴有着类似的地缘环境、自然气候，古巴当年被称作「糖果共和国」，这些国家都被称作「香蕉共和国」，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个国家有多苦了。
以萨尔瓦多为例：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美国农业跨国资本和萨尔瓦多本地买办家族就掌控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土地，大量农民破产沦为种植园雇工，美国公司控制了全国超过 80% 的咖啡产粮和 60% 以上的农作物产粮，成为了一手遮天的集土地、金融、行政管理、军事镇压为一体的巨型托拉斯集团。
「香蕉共和国」人民的反抗夜以继日，来自美国和它所扶持的军政府的镇压也从未停止，只不过古巴取得了革命成功，而这些国家的左翼游击队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纷纷失败了。
现在这些国家的人民怎么样呢？特朗普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防止非法移民，而这些非法移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香蕉共和国」的几个国家。他们徒步上千公里，从南到北穿越了整个墨西哥，就是因为他们处在战乱、贫穷、饥饿以及被美国跨国农业资本和本地黑帮共同压迫的生活中，他们想寻一条生路。
在这一场被称作「饥饿行军」的过程中，他们穿越了墨西哥炎热的沙漠，忍受着饥饿、干渴和当地黑帮的骚扰与侵犯，他们其中将近一半都是妇女和儿童，最后在美墨边境墙边见证了最后的绝望。
（中美洲难民在墨西哥的「饥饿行军」）
看一看拉美「兄弟国家」的现状，还有人质疑古巴人民独立自主建设国家的选择么？古巴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一波三折，但也好过给美国当狗。
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融合规模越大越好、要素流动越顺畅越好，各种公共服务的跨域外溢效应越来越突出，这些都越来越体现一个统一大市场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这个市场越大越好、最理想就是全球是一个无差别的大市场。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就是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出发点得出的。理解了一个大市场有多么重要，就能理解为什么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古巴的经济形势比较理想，也能理解美国的封锁会带来怎样毁灭性的影响，以及古巴经济能够维系至今的不易之处。
苏联解体后，因为没有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社会主义小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像朝鲜就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
要知道，在 1989 年以前朝鲜在粮食生产方面至少是自给自足的，而古巴则有 57％的粮食要靠进口，这是因为其农业，尤其是国有农业部门主要集中于大规模供出口的食糖产业化大生产。然而古巴却相对成功地扛过了这一波危机。实事求是地讲，这一点要给卡斯特罗和古共领导层记上一功。
古巴建立起的现代农业体系包括有机农业、永续农业、城区菜园、畜力以及生物性肥料和害虫管理等等。就国家的层面而言，古巴现在可能拥有世界上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最好的农业——这就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
苏联解体后短短四年时间里，古巴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已经恢复到苏联解体以前的水平，而且更加健康：古巴生产的农产品，80% 左右是有机的，同时人们的饮食结构更加多样化，包括更多的蔬菜水果。
1999 年，瑞典国会因这些成就而向古巴一个农民组织颁发了优秀民生奖，即人们所讲的「另类诺贝尔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这个奖项每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前夕在瑞典颁发，表扬在全球对民生最有建设性贡献的实践经验）。
我们再来看一看古巴在医疗、社保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参考、借鉴的。先说社保体系：古巴的社会保障开支从 1959 年的 1030 万比索 年的 亿比索，到 2001 年的 亿比索，历年递增，近年来约占政府总支出的 11%。加上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开支，古巴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35.5%，如果把国有企业亏损和国家对普通民众的价格补贴计算在内，则占 70%。对于普通人民来说，这样大的福利从来都是广受欢迎的。
1963 年 4 月古巴颁布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即「第 1100 号法」，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理念，建立了统一的社保制度。古巴的社会保障覆盖了经济生产体系的方方面面：包括劳动者及其家庭享受疾病、生育、工伤、职业病和老年、遗属等保护，同时取消工资劳动者缴费义务，建立雇主承担所有费用的制度。
这些社会保障不仅涵盖了生产领域，同样包括家庭再生产领域：具体有面向所有人的免费教育，面向所有人的免费医疗，以及面向所有人的实物补贴。在住房方面的福利更为突出：先是减免劳动者 50% 的房租，后来又通过支付固定费用使承租人成为所居住住房的所有人(当前 85% 的古巴家庭是所居住住房的所有者)。
1979 年 8 月古巴颁布新的《社会保障法》，将社保制度进一步扩展和完善，这部法律一直实施到 2009 年 1 月。这期间，古巴社保制度进一步扩展和完善。这部法律中，不仅古巴的劳动者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一些残疾人、老人、孤儿等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救济群体」，同样能享受到匹配的社会保障。
再来看教育：古巴实行全民免费受教育，古巴人的平均学历和文化素质在拉美地区独树一帜，甚至在全世界的范畴都属于领先行列。
古巴人民从学前教育直至大学毕业学费和书本费全部由国家负担。据 200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经合组织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古巴在有关教育的 7 项指标中，除一个分项：小学四年级学生数学成绩略低之外，其余均居世界第一或与发达国家并列优先地位。
按人口比例计算，古巴教师最多，每 人中就有 1 名教师，绝大多数教师具有大学以上水平，数万小学教师具有硕士学位，数千大学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古巴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挑战与改革》，袁东振）
古巴的医疗领域可以说是享誉全球，屡次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嘉奖。古巴 1100 多万人口，拥有 6.9 万名医生，8.2 万张病床。
1984 年建立健全了「家庭医生制」，全国分 381 个医疗保健区，接受保健的居民占居民总数的 98.2%，家庭医生为每个居民建立了健康状况。看下图，横轴是经济发展水平，纵轴是儿童存活到五岁以上的比率——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卫生水平，圆的面积代表人口。图中那一个与众不同的小点就是古巴，可谓独树一帜：
（来源：.e）
必须承认，古巴当今社会主义建设困难重重，也到了不改不可的当口。这就是我在《当你在凝视朋友圈时，朋友圈也在凝视着你》这篇文章里说的，这就是个资本的时代，你不可能独善其身地活下去，要么拥抱资本要么自杀。
古巴也一样，可以说苏联解体之后就注定了古巴「独善其身」的道路走到尽头了。卡斯特罗逝世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20 世纪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走了，21 世纪是精致利已主义者的天下。」无论怎样，古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坚持都称得上「虽败犹荣」四个字。当未来的人类在锐意进取探索前进的方向时，再回望曾经的历史，卡斯特罗和他的古巴会是一份伟大的经验和财富。
古巴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产业的发展很好的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便在美国封锁的困难环境下，古巴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虽然步履维艰，但是社会贫富差距不大，没有两极分化现象，失业率低于 2%，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均识字率、儿童入学率、大中学生普及率、居民卡路里摄入量和人均拥有医生数等等人文指数，都居于世界前列，有的甚至高于美国。现在，古巴每年还向拉美和非洲地区派出数万名医生从事医疗服务。
很多时候就怕货比货，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推行了 30 年，经济增长却远远低于没有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 20 世纪 50——60 年代 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有的国家经济上即使有一点增长，也不是靠产品的升级换代，而是依靠出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实现的，结果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并使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外债负担越来越大。
新自由主义还给拉美的社会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严重。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目前拉美的基尼系数为 ，高于亚洲和非洲。早在 1980 年，拉美地区 亿人处于贫困线，占人口的 40.5%，其中 6200 万人低于贫困线。而 26 年后的 2006 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已增至 亿人 万人低于贫困线，失业率高达 9%，非正规就业人数占就业人口的 7/10。与此同时，10% 的富人控制了 45% 的国民收入，1% 的土地所有者控制了 56% 的土地。可以明显看出，拉美诸国新自由主义化后，普通人的生活明显恶化了。
这一对比恰恰证明了，很多时候市场化、资本化、新自由主义化并不是解药，而是毒药。有的时候解决方法，要从这之外去寻找。
（七）社会主义荣光
其实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必须牵扯到相关其他一些问题，所以本文也如此之长。简而言之，美国和日本这种不让底层人民活下去的政策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而北欧和古巴的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福利建设，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简而言之，现在是市场经济，对于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不可能待遇不给足，但这就需要国家、政府和财政的大力支持，构筑覆盖全民的行之有效的社保体系，而不是指望医生教师们从患者、学生身上赚钱；同时社会主义的荣誉激励、优良风气、奉献精神、高尚道德以及全民福利的理念，是要呼唤回归的。这才是「不可怕的老龄化」的解药。
既然讲到了古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来谈一谈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社会主义荣光」这几个字也不遑多让。
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居民人均期望寿命为 73.0 岁，与建国前的 35 岁相比，大幅提升一倍有余；全国孕产妇死亡率已由建国之初的 1500/10 万下降至 2008 年的 34.2/10 万，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的 200‰下降到 2008 年 14.9‰。同时，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全国甲、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率从 1949 年的/10 万下降到 2008 年的 万。
中国成功地消灭了天花和丝虫病，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在总体上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有效控制了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等曾经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疾病。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骄傲的宣称，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但是医疗卫生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到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一枝独秀。新中国的医疗成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成就。
1950 年公共卫生局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 14 种法定传染病，同时将鼠疫、霍乱、天花列为 3 大烈性传染病，随即展开全民灭鼠、灭蝇运动（后发展为「除四害」）。对城市中阴沟、污水池、粪坑、粪场、垃圾堆和 余户住宅，喷洒杀虫药剂灭虫，在农村中开展全民打鼠运动。新中国至今未爆发大规模鼠疫、霍乱。
从 1955 年底和 1956 年春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各个疫区蓬勃开展。江西省余江县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有 6000 多病人，近十几年死于血吸虫病的就有三千多人 年起，余江县，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1958 年 6 月 30 日，经过两年苦战，余江县宣布彻底消灭血吸虫 多病人也全部治愈。听闻此消息伟大领袖无比激动，赋诗两首：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60 年 11 月，全中国最后一例天花被消灭。1952 年，卫生部发出指示要求实行全民普及种痘，经过八年的努力，曾经的烈性传染病、无药可治的绝症、至少造成１亿人死亡、另外２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被称为「文明杀手」的天花病毒，在人口最多、贫穷人口最多的国家里，销声匿迹。
1964 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消灭性病」，此后十几年中国无性病历史。直到 1977 年湖南出现一例男性淋病患者，这一纪录才宣告终结，此后性病再次在中国蔓延。性病的消灭是伴随着挽救和改造妓女运动展开的，有资料显示，当时国家为了给身患性病的妓女治病动用财政经费支持达一亿元之巨。
1965 年，重回一线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听取了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当他得知彼时中国「140 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有 90% 分布在城市或县城，而只有 10% 在农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依然处在缺医少药的窘境之中」时，愤怒的当面斥责了钱信忠：「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 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并做出最高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进一步提出方案，要求：「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毛泽东发怒的这一天时 6 月 26 日，所以这一指示也称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脚医生」的由来。这也是毛从退居二线到重回一线之后，对前几年「重视城市、牺牲农村」「工人贵族主义」的路线方针的一次拨乱反正。
1966-1968 年，响应领袖号召，「赤脚医生」的乡村医疗形式在全国推广，到 1977 年底，全国有 85% 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 150 多万名。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最普遍的形象是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也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但确确实实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选择的最好的制度。
简简单单的青霉素、破伤风、助产知识、消灭四害、防疫知识，甚至于最基本的洗手习惯，都让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死亡率、婴儿存活率大大改善。从土地改革开始，农业合作社、村办小学、成人识字班、赤脚医生等等一些列伟大的变革，五千年以来第一次将活力与生机散播在泱泱中华最底层的土壤上，千千万万的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他们就像是宗教神话里福音的传播者，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这个民族大步向前，在华夏大地上完成了一次无声的革命。 赤脚医生的历史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荣光」最完美的体现之一。
这些政策可谓立竿见影 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 49 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55 岁；大致与缅甸、巴基斯坦相当，超过印度约 5 岁。到了 1975 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 64 岁，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 61 岁，已经超过巴基斯坦 9 岁，超过缅甸 11 岁，超过印度 13 岁。
1969 年 1 月，屠呦呦领导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在收集 2000 余方药基础上，编写了 640 种药物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 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 C15H22O5 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世卫组织认为，青蒿素联合疗法是当下治疗疟疾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抵抗疟疾耐药性效果最好的药物。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超过 2.4 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 150 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非洲人民把中国医疗队给他们使用的这种疗效明显、价格便宜的中国药称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
……
故事结束了吗？应该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