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谓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纵横大言，持黄、老、鬼神说，亦 智也。泌处肃，代父子之间，其论兴复形势，言无不效。及张，李之间（指张后、李辅国），所以保佑代宗者，言无不行。元载之谗疾，卒能自免，可谓智矣。至箕与德宗论天下事， 若指诸掌。以肃，代之信泌而泌不肯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泌夷然当之，亦智也。
呜呼！ 仕而得君，谏行言听，则致身宰辅宜也。历事三世，洁身远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 与新贵人伍。所谓经济之略，曏未能力肃，代吐者，尽为德宗吐之。岂德宗之度弘于祖， 父邪！泌盖量而后入耳。
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萧（萧复）、姜（姜公辅）、谓之轻己 卖直，功如李（李晟）、马（马燧），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恣言无惮。彼其心以泌为祖， 父旧人，智略无方，弘济中兴。其敬信之也久矣，泌之所以敢当相位者，其自量亦审矣。 庸非智乎！其持黄、老、鬼神说，则子房（张良）欲从赤松（赤松子，中国古代神话中的 仙人）游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后为之，泌终始笃好之耳。”
二、宋代史 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中，兼采正史，野史，并对各种文献记载的真伪加以“考异”，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他《资治通鉴·唐 纪四十九》记载“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句下有“考异” 云：
“泌虽诡诞好谈神仙，然其知略实有过人者。至于佐肃，代复两京，不受相位而去， 代宗、顺宗之在东宫，皆赖泌得安，此其大节可重者也。《旧传》毁之太过。《家传》出于其子，虽难尽信，亦岂得尽不信！今择其可信者存之。”
三、宋人欧阳修，宋祁的评价，在《新唐书·李泌传》云：
“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数为权幸所疾，常以智免。好纵横大言，时时说议，能寤移 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说，故为人所讥切。独柳玭称，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 大于鲁连、范蠡云。”
在李泌传记后附的“赞”语中又云：
“泌之为人也，异哉！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 立名者。观肃宗披棒莽，立朝廷，单言暂谋有所寤合，皆付以政。当此时，泌所献纳为不少，又佐代宗收两京，独不见录，宁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 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至劝帝先事范阳，明太子无罪，亦不可诬也。”
四、今人评价李泌：
李泌是历史上罕见的特殊人物，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他七岁便入皇宫，朝见天子，与宰相唱和，身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经常出入于禁中，甚至居住于禁中，受到四代皇帝的敬重、信任， 他与肃宗李亨成为布衣之交，半君半友，他与代宗李豫成为半君半友半师， 在德宗李适朝出任宰相，言听计从。李泌在肃，代两朝虽没有任宰相，但却 权重于宰相，故德宗李适说李泌，“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 相耳”。
由于李泌的一生际遇极特殊。业绩也极特殊，又好玄学，好鬼神说，在 史学界一直成为有争议的人物。
其实，李泌并非以纵横大言，放旷敏辩而为肃宗，代宗信用，并委以大权的，主要是他博古通令，有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之才，并且注重实际，成为他们身边不可缺少的大谋略家，才屡次欲令其拜相的，李泌当时末允，也自有他的苦衷，无可厚非。
至于德宗李适将他调入京师，委以宰相之权，并对他专听专信，并非因为他好神鬼事，而是依靠他在军界的威信，在政界 的影响，依靠他擅长于理财，从事外交工作，来稳定动荡不安的局势，来维 护风雨飘摇中的李唐王朝。而李泌本人虽口头上常谈神仙，实际上只是一种应付乱世的障眼法，韬晦之计。
如他自称是道教徒，穿过隐士服，却反对立 庙，反对天命，他曾向德宗力谏：
“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桀（夏桀） 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周武王）数纣（殷纣）曰：‘谓己有天命。’君而言命， 则桀纣矣。”
德宗李适接受了李泌的谏言，并表示“朕请不复言命。”又如李泌“好大言”， 也与事实不符。李泌实际上是非常务实的，当德宗李适欲与之同注《论语》 时，他引古论今谏言道：
“所言未可者见梁武帝，侯景及周军至，犹讲老子不辍，故庾信赋云：缙绅以干戈为儿戏，宰衡以清淡为庙略，高贵卿公与钟繇等较量精义，何救于败？”
李泌并非徒好大言的纵横家，而是善于分析情况，捕捉战机，善于了解别人心态，并加以诱导的大谋略家，决非如后晋史学家刘昫所论。欧阳修，宋祁之见较刘煦有眼力，但也有时囿于旧观念，没有做出正确评价。
李泌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而且博学，有文采。《新 唐书·李泌传》中记载：
“七岁知为文。及长、博学，善治《易》，常游嵩、华、终南间，慕神仙不死药。天宝中，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帝忆其早惠，召讲《老子》，有法，得侍诏翰林。”
在《旧唐书·李泌传》中记载：
“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杨国忠 忌其才辩，奏泌尝为《感遇诗》，讽刺时政。”
在李泌之子李繁《邺侯家传》中记载：
“泌幼而聪敏，书一览必能诵，六、七岁学属文。常赋诗，必播于王公乐章。”
由此可知，李泌幼学壮行，善于诗文，才气过人，他对《易经》和老子《道 德经》很有研究，并有独到见解，可惜的是他未留下研究、笺释的专著。李 泌因多次入山潜修，著述颇为勤奋，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李泌集》二十卷。”
李泌的文章，今存《对肃宗破贼疏》、《议复府兵》、《学士去大字疏》 三篇，收入《全唐文》中，文字简洁，叙事、论事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也颇有文采。
《对肃宗破贼疏》，对安禄山叛乱集团内部情况、心态了如指掌， 在知己知彼的对比中，提出切实可行的全面破贼之策：
“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 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四将也。”
这样一来，使安禄山叛军：
“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毙。我常以 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
并且尖锐地指出要先“取范阳”，使“贼失巢穴”，“当死河南诸将手，必 得两京”。
文章层层剥笋，直逼核心，极有说服力，是一篇独具慧眼，极有 文才、极有谋略的论说文。
《议复府兵》，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府兵制的形成、发展和被募兵制替代的原因，并指出募兵制的害处，认为它是“祸乱遂生” 的根源，故而应恢复府兵之法，使之“常存不废”，倘能如此可为“社稷之 福，太平有日矣”。
李泌所论府兵与募兵优劣，虽有争议，但他论述极有条理，而且以史料和现实加以论证，有论有据，不失为佳作。
《学士去大字疏》不足百字，极为简练，既表述了李泌对亡友张说的缅怀与敬仰，也流露出自己的谦虚之胸怀，令人读之深受感动。
李泌的诗损失比文章更甚，今存仅《咏方圆动静》、《长歌行》、《奉和 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四首。
及残存诗三首，其一“青青东门柳，岁晏复憔悴。”见《邺侯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