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呢，在被奸相投其所好后，是贪欲与邪念越来越盛。为了皇上自己的面子，后宫赏赐是越来越没有节制，天下财富越发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国家财政却是越发空虚与拮据。正常的军队，政务开支，反而没有了着落。天下人更生不平与怨恨之心，反叛之心油然而生。
官员们更是一心猜度皇上的想法，一心向皇上献媚，以捞取自己的私利。他们千方百计地搜刮，剥削百姓，把财物运到后宫或私人库房，供应赏赐和欢宴。在一定时间内，社会财富是不会陡然增加的。因此，官府搜刮的结果，必然导致人民缴纳的赋税，只会是越来越重，生活将会越发窘困。最终导致人民生活无着，妻离子散，怨苦无处申诉，更生仇富与反叛暴乱之心。”
李泌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朝廷的形势他似乎早就了然于胸，“老人家想必听说过，天宝十一载，皇上又任命国舅杨国忠，担任王朝的宰相，身兼朝廷重要职位四十余职。难道我们堂堂大唐，真的就没有人才，需要少数奸佞之徒大兼其职了吗？杨国忠因裙带关系而任朝廷高职，宣告了我们天朝正常用人制度的毁灭。天朝最终落入了任人唯亲，少数寡头，少数家族垄断国家权力的恶性循环的境地。
以史为镜，当政府感到人才枯竭，少数人却独揽大权，大兼其职之时，正是真正人才被逼到反抗阵营之中，有能力倾覆国家之时。这就意味着国家将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危机。这一切，正是皇上对贵妃这位善解人意的族兄的大为欣赏所造成。国忠对皇上的喜怒哀乐了如指掌，然后百般迎合。他用种种方法压榨百姓，聚敛金钱，供皇上挥霍。因此，皇上对他的恩宠，与日俱增。
施政混乱，不信不义，用人不当，都是我朝最大、最明显的弊病。开元十四年，渤海王国大武艺兄弟相争。皇上却偏信一方，不以诚信待人。他常用欺诈的小动作，处理国事政事与外交事务，自作聪明，最终尽失蛮族的信任。杜暹当安西总督，挑起边塞冲突，致使生灵涂炭，可说是罪大恶极。只因他善于贿赂，善于谄媚，不仅未受朝廷的任何处罚，反而加官进爵，天下尽知。”
“是啊，先生分析得很是。我们这些无知无识的小民百姓都明白的简单道理，为什么皇上却昏庸糊涂执迷不悟呢？真是有些不可思议。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吧！安禄山狡猾灵巧，精于谄媚。他对皇上及左右亲信都送以重礼，最终担任了三个节度使要职。他无论奖赏与惩罚都由自己作主，权倾中外，越发傲慢凶暴，以致不能控制。安禄山恶贼到长安朝见，发现京师的门户洞开，腹地防务空虚，官军贪腐成性，朝政混乱不堪，狂妄背叛之心越生。他越来越不把朝廷放在自己的眼里，终致反叛的非常事件发生。”
“就是如此啊！”李泌接着老人的话说道，“天宝六年前后，朝廷各地的节度使几乎全都是蛮族将领担任，失去了权力的制衡。帝国所有的精锐部队，几乎都集中在北疆，腹地空虚，重心渐渐地失去偏差，终使安禄山叛贼的野心得逞。这些施政混乱，用人不当的措施，都造成了巨大的恶果。而这些罪责，最大的责任人就是皇上自己啊！当安贼叛乱的阴谋已经十分明显时，皇上却仍然偏听偏信，狐疑不决。老人家你说，哪有不酿成今天变乱的局面呢？”
“先生真是一语中的。安禄山这小子，还请我给他相个命呢？天生的反叛之命，似乎就是魏延那种长有反骨的人。”
说起安禄山，老人家知之甚详，“先生一定知道，安禄山本是姓康的一个蛮夷小子，叫阿荦山，本是营州（今辽宁朝阳）人。阿荦山（一作轧荦山），即战斗的意思。他的姓氏本应读作亚力山大。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康姓胡人，而其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
听人传说，安禄山的母亲因为多年不生育，所以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尊扎荦山为战斗之神）。她遂于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正月初一感应生子，故名扎荦山。
安禄山的父亲死得早，他从小就随母亲在突厥部族里生活。后来，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安延偃。
开元初年，安禄山所在的突厥族破落离散。安禄山就与将军安道买之子安孝节，安波注之子安思顺、安文贞一起逃离突厥。安禄山遂与安思顺等约为兄弟，从此即冒姓安氏，自名安禄山。
安禄山长大以后，膀阔腰圆，满脸胡须，狡黠奸诈，凶狠毒辣，但却善揣人意。他长期生活在北方多民族的杂居地，因而深知蛮族习性。他与同里的史箤干(史思明)一同长大，两人情同兄弟。两个人都以凶猛善斗，武艺高强，手段残忍，心狠手辣而闻名。安禄山在三十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地区，靠做小生意谋生，只是一个不十分安分的小小商人而已。他三十岁那年开始步入军旅。起初，他也只是担任诸市牙郎的小小官职。据说这家伙懂得边疆九种民族的语言。其时，正是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张守珪那时任范阳节度使。”
老人家的话，也勾起了李泌对安禄山发迹史的回忆，李泌对安禄山的突然崛起，实在是太熟悉了。李泌就听老人继续谈论了下去：
“老人家，你说得很对！如果没有机缘，没有皇上对他的恩德和宠信，他是永远也不能够发迹的！皇上对他是恩德如山，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反叛呢？除了他本身的品行以外，杨国忠对他的不断的陷害和打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