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 前509—前31
共和国早期；平民向贵族要求平等权（前509—前367）28.共和国行政官：执政官和独裁官随着君主制被推翻和末代国王及其家族被逐出罗马，人们开始对政府进行重组。取代国王的是人们选举出的两位贵族行政官，他们起初被称作“领导人”，但是，后来又被称作执政官。这些行政官一年一选，除了一些祭司的职责外——由王政时代的国王行使，他们被赋予了所有的权力。在公共场合，就像过去的国王一样，每个执政官身后跟着12个扈从，每个扈从都手持一根“令人敬畏的束棒”。
手持束棒的扈从
这些官吏们手持具有象征意义的束棒可能源于伊特鲁里亚人。据说，塔克文家族把它们同其他国王之职的徽章一起带入了罗马。
每个执政官都拥有阻止另一个执政官行动或者否决另一个执政官命令的权力。这被称为“提出否决的权力”。这种分权的行为削弱了行政官的权力，以至于在面临巨大的公共危险时，有必要通过任命一位拥有独裁官头衔的特别官员来取代执政官们。独裁官的任职期限为6个月，在此期间，他的权力像之前的国王一样不受任何限制。独裁官通过一位根据元老院指令来行事的执政官任命，这种指令则是必须要遵守的。他的身后跟随着24位扈从。
任职期间，执政官不受任何法律或宪法程序的弹劾或影响；但是，任期届满后，他可能会因为任期内的任何不当抑或非法行为而受到起诉。这个规定适用于共和国时期的所有其他行政官。
29.通过《瓦勒里安法》（前509）保留的申诉权我们已经看到，几乎所有属于国王行使的权力都被毫无保留地转交给了执政官。但是，王权被推翻的那一年，执政官的权力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受到了限制。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Publius Valerius）通过了一条关于申诉权的法律条文，即著名的《瓦勒里安法》（Valerian Law），它禁止任何行政官，除了独裁官，未经申诉和百人大会的审判而将任何罗马公民处死。然而，行政官作为军事统帅处在城外时，这条法律对他们则不具有约束力。从这时起，行政官的扈从在城里跟随行政官时，就把束棒上的斧头卸下来，因为这象征着对任何公民在城里行使死刑的权力被剥夺了。
这种对行政官审判的申诉权，后来从涉及生死的案件延伸到了鞭刑，它对那些在专横的行政官手中遭受不公正和残忍对待的公民来说，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安全措施。这条法律颁布500多年后，遭受狱卒鞭笞的使徒保罗指责他公开殴打一位未受审判的罗马公民，狱卒因此极为恐慌。(1)30.平民的第一次出走（前494）罗马早期的债务法非常严苛。在塔克文家族遭驱逐之后的混乱和战争时期，贫穷的平民欠了富有阶层的债务，在偿还的时候，又会遭到无情的勒索。欠债人成了其债权人的绝对财产，债权人可以将其卖作奴隶来偿还债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将其处死。
这种情况是无法忍受的。平民们决定从罗马出走，在附近的一个高地——即后来著名的圣山——上建造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城。有一次，在被命令去抵抗入侵时，他们拒绝向敌人进军，而是一起从罗马撤离，到那个事先选好的地方去，并开始为建立家园做准备。
31.协议与保民官
贵族们很清楚，这样的分裂会导致对国家的毁灭性破坏，他们必须说服平民放弃自己的计划，并返回罗马。执政官瓦勒里乌斯受命去同反叛者谈判。平民起初非常固执，但后来还是向使者屈服，同意返回，正如人们所言，胜利的取得归功于一位智慧的元老，是他很好地运用了“肚子与器官”这个著名的寓言。
接下来进入协议阶段，与之连在一起的是最为庄严的宣誓：贫穷平民的债务一笔勾销，被当作奴隶的债务人全部释放；两位（该数字不久就增加到十个）被称作保民官的平民行政官经由平民大会(2)选举出来；保民官的职责就是看护平民，使他们免受贵族行政官的不公正对待。
保民官可以保护平民不仅仅是名义上的，保民官被赋予了一项著名的非凡权力——“帮助权”；也就是说，如果任何贵族行政官试图欺压一个平民，他们被赋予了宣布其行为无效或者阻止其继续这样做的权力。(3)保民官是不可侵犯的，就像传令官或使节一样。任何阻止保民官履行其职责或者向其施暴的人都将被宣布为歹徒，任何人都可以诛杀他。人们总是很容易就能找到保民官，他们不能走出城墙外超过一英里远，他们的房门必须日夜敞开，这使得任何遭受不公的平民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逃到那里寻求保护和避难。(4)32.边境战争和边境故事；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早期罗马与其拉丁盟友的主要敌人是沃尔西人（Volscians）、埃魁人（Aeuians）、萨宾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共和国创建100多年后，罗马几乎要么独自，要么同其盟友一起不断地与这些民族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抑或所有这些民族打仗。但是，这些行动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他们充其量只是进入敌方领土进行抢掠或掠夺牲畜罢了。如果我们把它们比作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早期所谓的领土战争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对它们的真实特征持有错误的看法。就像苏格兰战争一样，它们被罗马的故事讲述者用最为华丽和生动的故事加以美化。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辛辛纳图斯的故事。这个传说讲述了执政官之一在外同萨宾人战斗时，埃魁人是如何击败他的军队，并把他们阻截在一个狭隘的山谷里无路可逃的。军队面临的危局传至罗马时，城里产生了巨大的恐慌。元老院立即任命世系久远的大贵族辛辛纳图斯为独裁官。元老院派出的送信给他的特使发现，他正在台伯河对面自己的小农场里犁田。辛辛纳图斯立刻接受了任命，召集起罗马军队，包围、俘获了敌人，并迫使他们全部从轭门(5)下钻过。然后，他率领得胜之师凯旋，辞去了仅仅担任16天的职位，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农场。
33.十人委员会和十二铜表法（传说为前451—前450）在这些小规模的边境战争为冒险和英雄主义的故事提供素材时，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正在社会内部不断地进行着。该斗争的一个阶段构成了罗马历史的一座里程碑，那就是对国家风俗和法律文书的修改和删减。
成文法一直是反抗压迫的重要保障。在什么会构成犯罪和什么会是相应的惩罚被清楚地写下来，并为所有人知晓和理解之前，行政官可能会做出不公平决定抑或给出不公正惩罚，而且还不承担被叫来做解释的风险——除非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因为，除了他们自己，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惩罚。所以，在人们反对统治阶级暴政的所有斗争中，对成文法的要求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而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于是，早期雅典平民在他们同贵族的斗争中，要求并获得了一部成文法典。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罗马。平民要求把法典写下来，并且公布于众。贵族们对他们的愿望做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被迫向民众屈服。
传说，一个委员会被派往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城市和雅典学习他们的法典和惯例。当这个使团返回时，一个十位行政官组成的委员会，即著名的十人委员会（Decemvirs），受命起草一部法典。这些官员从事这一工作时，还要管理整个政府，因此，政府的最高权力都交到了他们的手里。贵族放弃了他们的执政官，平民则放弃了他们的保民官。第一年年终时，委员会的工作还远未完成，因此，一个新的十人委员会被选举出来，用以完成立法工作。法典不久就制定完成，法律条文被写在了十二个固定在广场演讲台的铜制牌子上，在那里，它就可以被所有人看见和阅读。
这些著名法律条文只有一小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但是，法典相当一部分的内容通过间接引用或提及出现在后来的作家和法学家的作品中。下列引语将使我们对这个早期法律体系——一个重要发展的起点（参见第192条）——的特征有一些认识。
关于对债务人处理的规定值得注意。法律规定，经过一定的宽限期后，债权人可能会把拖欠债务的人同牲畜放在一起，或用链条将其绑起来，把他卖给居住在台伯河以外的任何陌生人，或者把他处死。假如有好几个债权人，法律做了如下规定：“在第三个集市日后，他（债务人）的身体可能会被分割掉。任何取走多于其应得份额的人都应该是无罪的。”后来的罗马作家告诉我们，实际上，法律的这一野蛮条款从未生效过。
一条涉及父亲对其儿子权利的特殊条款提出：“在儿子的一生中，他都有权囚禁、鞭打、令其戴着枷锁从事劳动、出售或杀戮的权利，即使他们在高级政府部门工作也不例外。”有一条法律揭示了大众迷信的盛行，该法律会惩罚任何用魔法使另一个人的庄稼枯萎的人。
数百年来，这些“十二铜表法”构成了所有涉及私人或个人权利的新立法的基础，组成了罗马青年人教育的一部分——每个学童都需要用心学习这些知识。
34.十人委员会的错误统治及其倒台；平民的第二次出走（前450）第一届十人委员会运用赋予他们手中的巨大权力时都很公正和审慎；但是，倘若我们相信传说的话，第二届委员会在阿庇乌斯·克劳ius Claudius）的领导下实行了一种非常臭名昭著与暴虐的统治。没有人的生命是安全的，无论他是贵族还是平民。一位大胆谴责十人委员会的前保民官就被他们给暗杀了。
另一种甚至比这更令人发指的恶行显示了他们的十恶不赦。弗吉尼娅（Virginia）是个平民的女儿，渴望将其据为己有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滥用自己的权力，宣布她为奴隶。女孩的父亲宁愿女儿死掉，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屈辱，便亲手把她杀了。接着，他从她的胸口拔出武器，赶往远离罗马、正在抵抗萨宾人和埃魁人联合入侵的军队那里，出示带血的刀，向人们诉说他的愤怒。(6)战士们万众一心，启程赶往罗马。这个刺激导致大量罗马人，主要是平民脱离了国家，迁往圣山（Sacred Hill）。这一步骤以前被证实可以有效地为受压迫者伸张正义，现在也具有类似的效果。形势非常危急，十人委员会被迫解散。执政官和保民官的职位都得以恢复。
35.《瓦列里乌斯-赫拉提乌斯法案》：“罗马大宪章”（前449）被选出来的执政官是卢修斯·瓦列里乌斯（Lucius Valerius）和马库斯·赫拉提乌斯（Marcus Horatius），他们让著名的《瓦列里乌斯-赫拉提乌斯法案》（ Laws）获得通过。这些法律具有宪法意义上的重要性，以至于被称作“罗马大宪章”（Roman Magna Charta）。恰如伟大的英国《大宪章》一样，它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新的自由保障措施，而是为了重申和强化已有的对罗马下层人民的权利。在这些法律条款中，下列几条是最重要的：1.平民部落大会通过的决议，如果得到元老院的批准(7)，就具有法律效力，应该同百人大会的决议一样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
2.使保民官具有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法律应该再次被确认，其适用范围应该延及一些其他平民行政官，对任何平民行政官造成伤害的人都应该受到诅咒，其财产应该被奉献给神明。
3.保民官应该被允许作为听众坐在元老院门前。因其导致的结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让步；因为不久，保民官就获得了如下权力：首先是坐在元老院会议大厅内，其次是通过使用否决权阻止元老院的任何行动。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些法律的影响：它们使保民官和其他平民行政官，以及平民大会成为罗马共和国宪制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它们标志着国内两个阶级向平等化迈进了一大步。
36.贵族和平民间婚姻的合法化（前445）直到那时，平民还没有获得同贵族缔结合法婚姻的权利。但是，《瓦列里乌斯-赫拉提乌斯法案》通过几年后，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婚姻就合法化了。
这确立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社会平等。现在，平民在继续争取更多的公民权利和同贵族一样的政治平等的斗争方面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
37.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事保民官（前444）保民官卡努莱乌斯（Canuleius）还提出了另外一项建议，即平民也可以被选为执政官。这个建议导致了两个阶级之间的一次激烈的争论。这件事最终靠妥协解决。
大家一致同意，人们可以从两位治安官中选出一位，以取代两位贵族执政官，他们应该以“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事保民官”而为人所知。这些官员的数量是可以改变的，他们不同于执政官的一面，则更多地体现在名字而非功能或者权威上。实际上，平民已经获得执政官的职位，而不是执政官的称呼。
贵族尤其不愿意任何平民获得执政官的头衔，原因在于，执政官退休后可以享有一些尊严和荣誉，比如穿一件特殊的衣服以及在自己家中供奉祖先画像的权利。贵族阶级希望这些荣誉为他们所专有。由于贵族在选举中具有巨大的影响，直到大约公元前400年，平民才有机会被选到这个新的职位上来。
38.监察官（前443）
平民一取得担任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事保民官的权利，那些嫉妒又排他的贵族们就开始密谋剥夺他们获得的胜利成果。他们通过从保民官那里夺取一些该职位最为独特的职权，并把它们授予两位被称为监察官的新的贵族官员的方式来对此施加影响。
这些行政官的职权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扩大，并变得多且重要。他们对公民人数及其财产进行登记，然后把每个人都确定为不同的阶层。他们能够以不道德或任何不当行为而降低一位骑士的等级，把元老从元老院驱逐出去，可以把任何公民的名字从部落名册中删除而剥夺其投票的权利。他们的职责就是谴责生活中的铺张浪费，尤其是注意年轻人的道德品行。
39.围困和占领维爱（前405—前396）；伊特鲁里亚的罗马化我们现在必须将注意力再一次转向战争中的罗马的命运了。几乎从这座城市创建开始，其好战的市民就在北方同强大的邻居伊特鲁里亚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战争最后集中在维爱（Veii）——伊特鲁里亚最大也是最富有的城市——附近。最后，维爱被攻占，不计其数的战利品被运往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