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贫富差距是祸根
崇祯很倒霉，真的很倒霉，他祖上好几辈造下的孽，最终都由他一人承担！
明朝公司自从弘治皇帝之后，从正德到嘉靖，从隆庆到万历，从泰昌到天启，一百多年里的6位董事长，一个比一个混蛋、一个比一个无耻，前仆后继地比着谁更有祸害国家、祸害百姓，没有一个皇帝肯稍微认真一点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整个公司已经彻底的腐烂掉了。
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楣被杀，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
最终，当这家公司的每一个雇员都变成了“明白人”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再遵守契约，也不再有人再相信老朱家出来的董事长。
哪怕崇祯和别的董事长不一样，即便他真的决心好好工作，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一句话，明朝公司注定要破产了。
以前士大夫们，哪怕死也对老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当真效忠的人被杀得差不多之后，后来者终于明白，老朱家那帮子鸟皇帝一直在耍他们，甚至把天下人都玩来玩去的。
好啊，以后你玩我也玩，大家互相玩，反正是你们老朱家开的公司。
就这样持续了一百年，突然冒出来一个还不到20岁的新任董事长说，“我要发愤图强，把公司做大做强，扶大厦于将倾”。
傻子才会当真呢！
嘉靖年间，大明朝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仅两百万两白银，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后，政府收入“激增”，但也不过增加到了四百万余两。
因为辽东满洲兴起，明朝不得不骤加“辽饷”应付军事需要，财政收入达到五百万两,到了崇祯皇帝上台，天灾人祸不断，既有辽东战事越发激烈，还要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只好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加派“练饷”、“剿饷”，加上“辽饷”号称“三饷”。
即使如此，大明朝年收入也不过两千余万两白银。
更何况，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已经逼得全国农民无法维持生计，纷纷造反，变成流寇。
不得不承认，历史有时候就是“父债子还”。
从正德皇帝一直到天启皇帝，造下那么多孽，结果都属于基本正常的死掉，而生性节俭朴素、为人勤勉恭谨的崇祯皇帝，却最终丢了大明朝，连自己也被迫自缢身亡！
更何况，崇祯皇帝上台之时，还只是一个17岁的孩子，现代的那些史学家们，想想现在那些17岁的小伙子是个什么样子，就能够在一大半上理解崇祯皇帝。
当一个国家行政体系长期陷于谎言、表演和假大空的言辞之中，当一个国家的精英讲真话、实话和正直的话就被打击报复倒霉的状况一直持续，当一个社会官员和百姓、领导于人民之间信任感逐渐消失而变得“只认银子不认人”之时，当一个国家的百姓整天想着投机钻营当官发财而不是好好工作的时候……
这样一来，从每个人的心中开始，社会的整个信用体系都开始逐渐崩塌，社会开始加速奔向无可救药的腐烂和溃败，到后来，再也没有人能有回天之力。
是不是大明朝的官员们也真的没有钱，大明朝就是民穷国穷朝廷穷？
不是的！
就说那些崇祯让他们捐钱而不肯捐的那些官员和皇亲国戚们，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打之下，从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陈演也主动“献银”四万两。
明朝皇帝是没有钱，可是李自成却能硬生生从北京城搜出来7000万两白银。
7000万两，要知道，这还不包括被藏匿起来的，可见京城的官员们有多富？！
要知道，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京城的百姓都欢唱着“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儿歌迎接，仅仅一个不纳粮就对老百姓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可见老百姓又有多穷困！
再联想到前面提到过的刘瑾和严嵩父子，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这说明，大明朝贫富分化太过于严重，财富分配上的极度不平均。
当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被不创造财富的权力所占有时，社会的投机钻营之风就会盛行。或成为权力的帮凶，或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就会成为人之所求。
因为，这是获取财富的唯一的途径！
当创造财富的人的财富总是被权力任意剥夺，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也就逐渐丧失，所有的精英分子都忙着去投机钻营，想成为可以占有和剥夺别人财富的人。
剩下的，就是被掠夺得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
大明朝的最后就是这样一幅场景，一小撮皇亲国戚、政府高官占有了大明朝的绝大部分财富，欺上瞒下、祸害百姓方面他们聪明过人、斤斤计较，但在为国效力上他们却极为吝啬；相对应的，广大劳动人民无立锥之地，无分文之财，所以他们只能造反……
归根结底，明朝灭亡，其实是贫富差距，是基尼系数的祸根！
聚宝盆与仇富
明朝初期，有一个富人的故事，这个富人叫沈万三，传说中的聚宝盆就与他有关。
“依河成街，桥街相连，古朴幽雅，小桥流水，深宅大院，重脊高檐，河埠廊坊，过街骑楼，穿竹石栏，临河水阁，镇为泽国，四面环水，咫尺往来，皆须舟楫”。
充满着诗情画意的这一堆词儿，说得你晕头转向了吧？
不过，爱好旅游的人知道，这些词儿形容的是苏州的“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古镇。
周庄古镇里有一个沈万三故居，故居的围墙上有十六幅精美的砖雕艺术品，通过“迁居周庄、春耕垦荒、建屋造宇、种桑养蚕、积谷东庄、会友宴客、书香门第、开店设铺、巧得宝盆、陆氏赠财、捐资筑城、造桥积德、海外经商、茶马古道”，生动地再现了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万三的传奇历史。
当然，更能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摆在沈万三铜像前面的那个神奇的聚宝盆。
传说中，沈万三因为救了青蛙的命而获得聚宝盆，“左脚生金、右脚生银”，盆里放一锭银子，一下子就会长出来满盆子的银子，沈万三由此成了江南首富，南京中华门的古称“聚宝门”，名称也是源出于此。
传说当然只是传说。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沈万三的父亲沈祐在元朝中期从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迁徙至苏州的周庄，一家人吃苦耐劳，依靠开垦荒地、勤奋劳动，依靠种地垦殖逐渐富裕起来。
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由于经营得法，开垦的田地块儿越来越大，沈家转为招集佃户、出租田地、雇佣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主持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