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金朝、元朝以及明朝早期发行纸币的教训过于惨痛，满清统治者问鼎中原以来，对于发行纸币极有戒心。嘉庆十九年（1814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引起朝廷财政吃紧，有人建议发行楮币（纸币）代替银两，结果被皇帝一顿臭骂，并且受到降低官衔的处分，进一步还让所有政府官员引以为戒（“以为妄言乱政者戒”）。
鸦片战争爆发，满清政府加重了对内的残酷盘剥，导致了农民群众的激烈反抗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鉴于满清的统治太过于黑暗腐朽，在2年的时间里起义已经迅速蔓延至全国18个省，镇压太平军的战费支出逐渐让满清朝廷吃不消了。
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大半个中国都归了“长毛” ，满清税收少了一大半，到了战争的中后期，把大清朝的国库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出多少银子，政府财政陷入危机。
咸丰元年（1851年），御史王茂荫就给皇帝老儿上了一个奏折，名字叫做“条议钞法折”，提议有限制地发行可兑现纸币（“酌钞之数”），化解清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
王茂荫的方法颇为精妙，他建议逐年增加纸币发行量，以户部里的白银作为抵押，纸币可以随时兑换为白银；在约束纸币发行量的同时，为了建立和巩固纸币的信用，他建议政府在发放各类款项以及收取款项的时候，纸币一定要占有一定比例，这样纸币就可以逐渐流通。
从建立纸币信用上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途径，方法之精妙连远在欧洲的马克思都知道了王大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大作中，当讲到铸币、价值符号、从金属货币流通中产生出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时，他特别提出王茂荫——王茂荫也由此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然而，皇帝老爷“义正辞严”的说，这很难施行（“窒碍难行”），把王茂荫批了一通。
是啊，皇帝老儿觉得自己本来就是因为缺银子才要发行纸币的，纸币随时能兑换现银，岂不是得储存大量白银供纸币兑换，这样发行纸币我能占到什么便宜呢？
一年后，福建巡抚王懿德奏请“暂筹变通，改行钞法，以济要需”，同样理由被批。
难道，皇帝老儿原来是想增加赋税，直接伸进老百姓的口袋里抢钱么？
要知道，太平天国起义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满清朝廷如果胆敢直接加重自己所统治的那些省份的赋税，这岂不是逼着老百姓起来造反，倒向太平天国？
这时候，又一位叫做花沙纳的御史，猜出来了皇帝老爷的意思，于是就上奏建议发行纸币，发行方式与王茂荫的一样，区别就是纸币不能兑现白银。
猜透了领导的意思，花沙纳的奏折迅速得到了批准。
1853年初，太平军破九江、下安庆、陷池州，前锋直逼南京，前线催要粮饷，咸丰帝便向内阁发去“著即行使官票”的上谕，开始发行官票。
半年之后，领导做出进一步指示，“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核定成数，搭放搭收，以期上下一律流通”，并命令户部制造钱钞，颁发中外，与现行银票，相辅通行。
1853年底，领导再度发出指示“著即发行宝钞”，并且满怀深情的说：“现在银子一天天的昂贵，老百姓日子也越来越困难，…，综合考虑古今的情况，我们决定发行官票和宝钞，以补充银子和铜钱的不足，同时便民富国，以后纳税拨款，官票宝钞按照一半比例收取。官票一两相当于铜钱二千，宝钞二千相当于银子一两。”
官票和宝钞，由此就成为了我们称呼纸币的由来，合称为“钞票”。
官票和宝钞都是满清政府强制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官票代表银两，又称银票，面值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5种；宝钞代表制钱（铜钱），又称钱票，其面值有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和一百千文8种。
不过，由于咸丰这个瘸腿儿皇帝一贯朝令夕改，各省地方官员吃不准朝廷对待纸币使用态度到底会不会变卦，所以在最初在推行官票中还是有些犹豫、迟疑——可不嘛，用白纸换老百姓白花花的银子，是有点羞答答的拿不出手嘛！
皇帝大人火了，训斥地方政府：“中央决定推行纸币，为民办事，可你们这些官员们，不能领会中央解决问题的决心，拖延怕难，因循守旧，玩忽职守，得过且过，太令人痛恨了（“畏难苟安，怠玩因循，实堪痛恨”）”！
在朝廷强力推行之下，官票宝钞迅速通行全国，下图就是宝钞和官票的图片。
然而，很容易想象得到的结果就是——由于钞和票无法兑现，发行之后就迅速贬值。
距发行纸币不过二三个月，在北京市面上，钞一千已只能易制钱四五百文，官票1 两仅能易制钱八九百文，而且引起商人百姓的恐慌，“大商小贾走相告语，谓毕生贸易，所积锱铢，异日悉成废纸”。
可不嘛，一辈子所赚的钱，一天就成废纸了，谁不恐慌啊？
由于咸丰皇帝屡次加大钞票供应量，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钞和票发行只不过才5年，在北京城内，票面20两的银票已只能抵实银1两，贬值为原来的5%。
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尚且如此，外省百姓所受苦难更是深重。
在钞票刚刚发行没有多久，河南省开封府官票1两已只能换制钱四五百文，宝钞一千只能换制钱四五百文，“商民尚不肯收受”；山东省济宁府，宝钞在1856年开始推行时“每千尚可易钱六七百文，次年便跌落为200文”，第三年便“成为废纸”；江苏省清江浦，宝钞施行4年之后，已经变得“无收受之人”……
除此之外，某些基层官员利用钞票发行过程中物价变动，趁机投机倒把、舞弊贪赃，也大大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灾难。
例如，朝廷规定纳税的时候实银和票钞各半，后来改为银七票三，但一旦商民缴纳钞票的时候，课税单位就百般刁难而拒收，只要白银和铜钱，然后自己在市面上贱价购买纸币上缴（“贱价购钞而上解”），豪门大户收地租的时候，也是只要银钱，不要钞票，朝廷付给军队士兵粮饷和购买老百姓东西的时候，却尽量用钞票，把损失全部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去。
这已经够祸害百姓了，还有洋鬼子们跟着使坏呢！
洋人们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只认白银，但他们拿到白银之后，转身低价从老百姓那里购买银票或宝钞，然后用这些银票和宝钞支付大清朝的关税税收。
大清朝朝廷和官员们，折腾自家老百姓挺有能耐，但一见了洋人就立马变孙子，乖乖的同意人家用这个支付税款。
到了到咸丰后期，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清政府的信用受到严重打击，官票、宝钞在货币流通领域普遍受到拒绝使用，实际上已丧失作为货币的职能。
迫于客观情势的变化年底清政府不得不发布规定：“筹拨来年京饷并各省地丁等项，一律停收钞票”——实际上就是全面取消“票”和“钞”，这也等于宣告咸丰朝币制改革的彻底失败，唯一留下的，就是“钞票”这个名词。
以后，要是有人再和你说什么“钞票”这个词儿，你大可以装作知识很渊博的样子显摆一下——钞是“宝钞”，票是“官票”，合起来才叫“钞票”。
不妨来初步统计一下满清朝廷通过发行官票和宝钞，究竟搜刮了民间多少财富？
当代学者彭泽益根据已经无法谋求完整的清代档案，初步整理出不完全统计的满清中央政府的官票和宝钞发行数量。
其中，户部银票在1853-1860年历年发行总数计银约980万两，收回的银票仅占发行量的34%，未收回者占66％（计银约650万两）， 所有流散在民间的银票全部成为废纸；户部宝钞在发行总数共有2711万贯，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宝钞二千相当于白银一两，这又相当于1355万两白银。
这总计已经高达2000万两的银票还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彭泽益只能找到满清朝廷发行钞和票的资料，却无法统计各省自行发行的钞和票，所以这些数字都只不过反映咸丰朝发行票钞总数中的一部分而已。
但更深层次上你要理解的是——“钞票”这个词儿本身，就代表着中国的官家朝廷和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