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铜比铜钱贵
现在有个词儿，叫做“面粉比面包贵”，意思是原料价格高出成品，是一种极不合常理的情况。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就曾经出现过“铜比铜钱贵”的奇怪现象。
满清入关之前，尽管采用银子作为主要货币，但作为次要货币的铜钱，也依然在民间大量使用，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也都铸造了铜钱。
比方说，努尔哈赤刚建立后金，就铸造了满文的“天命汗钱”和汉文的“天命通宝”铜钱。到了顺治元年，清政府仿照明朝的办法，由工部设置宝源局、户部设置宝泉局，开始铸造“顺治通宝”铜钱，随后历代皇帝都铸造了自己的铜钱，包括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等，按照满清政府一直以来的规定，1两银子等于1000文铜钱。
“银贵钱贱”，按道理说铜料价格也应该是大幅下降的，可实际上，在银价相对于铜钱数量上涨的时候，晚清的铜原料价格也是在不断上升的。
从明朝开始，中国境内的铜产量就已经大幅度下降，清朝政府所需铜料主要从日本输入。乾隆年间，云南铜矿投产，中央和各省铸钱所需铜原料基本上依赖于云南供应，但由于人口增加迅速，到道光年间，云南铜矿的产量就已经不足以供应全国的需要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各省忙于筹措军费，运送铜料的事自然就放到了一边，这导致全国铜料更加稀缺，铜钱的铸造成本随之激增。
铜料紧缺导致大清朝出现了铜比铜钱贵的怪异现象。
当时，嘉庆通宝之前“式好肉圆”的早期铜钱，每文重量1钱4分枚制钱含铜量重约7斤， 而在实际的市场上，1千文制钱却只能购买到铜料2~3斤。
铜是铜、钱是钱，铜比钱贵，毁掉铜钱便可得一倍以上的利益，这样以来，私销、盗毁铜钱的活动肯定到处都是。
此外，因为清朝的小钱每文仅重一二分，毁制钱一文，便可私铸小钱五六文，私铸小钱获利更多，这样以来，大清朝的制钱制度到了几乎难以维持的地步。
1852年和1853年，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内战中，清政府面临财政匮乏，军饷难筹的窘境，在有人奏请发行纸币的同时，也有人奏请咸丰帝“变通钱法”，铸造大面值铜钱。
咸丰皇帝脑门一转，决定“双管齐下”，既发行纸币，又铸造大钱，而且把这看成了清王朝的救命稻草。
1853年5月，咸丰皇帝命令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开铸重量轻面值大的大钱，其中“当十”铜钱重量为6钱、“当五十”铜钱重量为1两8钱——这就是说，铸造当十大钱1 枚，用铜量只相当于10枚制钱的一半；当五十的只及原来用铜量的3/10。
接着，又有人更建议增加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并建议所铸大钱“分两不必过重，但求磨鑢精工”。咸丰一听，荷，甚合朕意，要的就这效果。
咸丰所铸造的铜钱，有制钱、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八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等多种，下面的图片就是咸丰朝所铸的当五十、当百铜钱。
到了后来，不仅中央的户部、工部铸造大钱，各省也奉命设置机构，仿照户部要求铸造，福建、陕西、甘肃、河南、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和浙江等十几个省都相率开炉铸造大钱。
大钱越来越多，面值上的数字也越铸越大，可其单位面值含铜量却一降再降，购买力自然也是一降再降——就像有人开玩笑说的，人民币越来越多、上面的数字也越印越大，可是能买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原因和道理不言而喻。
例如，“当千”、“当五百”铜钱的法定价值，各规定为制钱1000文和500文， 实际上它们的含铜量折合金属比价只合制钱38文和30文，可见大清朝廷是怎么“赚钱”的？
由于铜原料极度短缺，铜价高企，结果考虑到工本费啥的，朝廷所铸造的“当十”铜钱居然还要赔本！
让朝廷赔本？没门！看来得再来点狠的！
为此，在咸丰这位顶级领导的指示之下，经“再三商酌，定为设立铁钱百炉，…，按现市采买城里残破锅铁，每斤京钱30文计算，再除杂料各费……”
这可是自宋朝以来，中国人再次使用铁这样的贱金属用来铸钱！
根据上面那段话也能看出，从铸造铜大钱发展到铸造铁大钱，满清朝廷就是着眼于算计政府能挣多少钱，丝毫不考虑贱金属铸币在百姓经济生活中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后果。
在铁钱投入流通之后，户部竟然进一步奏称，“铁既可以抵铜，铅似可以佐铁”，意思是，铁都能造钱，铅当然也能造钱，居然也博得咸丰皇帝允许，于是宝泉局又开始发行铅钱！
真是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铅钱，可是自五代十国以来800年后的再次使用！
更荒谬的是，这些大钱中的含铜量和重量都是不一样的，各省铸币局铸造的也不一样，甚至连上面的字文都有的是满文、有的是汉文、有的是回文……
如果再考虑到咸丰皇帝时期，纸币还有官票和宝钞，考虑到银子、银元……咸丰皇帝一朝，其货币复杂性堪比把西汉公司折腾破产的那位“好同志”王莽。
这些铜、铁、铅大钱投入使用后，自然是物价飞涨，市场交易陷入混乱之中，慢慢的就出现了金属含量较低的通货将金属含量较高的通货逐出流通领域的现象，格雷欣法则又一次“显灵”——价值高的钱币逐渐被人，而市场上的劣钱却越来越多……
满大人们虽然没听说过这个理论，但也还是很诧异的发现，“大钱出而旧钱稀，铁钱出而铜钱隐”——大钱一出来，旧钱就变少了，铁钱一出来，铜钱就没影了。
最初的当十、当五大钱尚可流通，待至当五十、当百大钱、当二百、当千等大钱出现于市场时，“当十”、“当五”就没影了，那些盗铸的人也从中发现商机，他们盗铸大钱，与满清朝廷的大钱竞争，导致大钱价值很快跌落，大钱由此遭到劳动人民的坚决抵制。
看到大钱根本无法行得通，到1854年，咸丰不得不采纳户部意见，停铸当千、当五百大钱；1855年，当百、当五十的大钱也被停铸，只流行当五、当十铜钱，即便这些铜钱，在实际使用中，也还有折二、折三的做法。
经过咸丰这一折腾，社会治安经常暴露不安景象，强壮者肆行盗窃，老弱者流为乞丐，旗民贫不聊生，在绝对贫困煎熬下，京城道路上到处都是饿死的尸体（“饿莩相属于道”）。
咸丰七年（1857年），连当五铜钱也因遭到人民的强烈抵制而被奏准停铸。
咸丰九年（1859年）， 铁钱在市场流通中业受到民间强烈抵制，以致铁钱跌价过猛，核算后已不敷成本，由户部奏准停铸，这意味着掠夺人民财富的“铸大钱“活动终于终止。
咸丰在铸大钱的过程中，到底搜刮了多少民财呢？
有人统计过，从1853年到1861年，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铸造的铜大钱合银约计450万两， 铁钱局铸造的铁大钱合银约在375万余两，总共约合银826万余两——与官票和宝钞一样，这一数字也只能反映满清中央各局所铸大钱数目，地方所铸大钱根本无法统计。
即使如此，其数量也足以暴露以咸丰皇帝为首的满清朝廷利用恶性通货膨胀政策，荼毒天下，对人民敲骨吸髓的恶劣行径。
在天平天国起义以及英法联军侵华的双重打击之下，咸丰的满清朝廷信誉和权威本身已经打打折扣，可咸丰还是通过铸造大钱来掠夺人民，导致当时全国各地物价暴涨，市场陷于混乱，甚至连许多正常的商业活动都已经停止。
搞了这么复杂的钱币，老百姓自然就给他折腾得稀里糊涂，在英法联军攻进天津和北京的时候，他付给士兵的薪水都是当千、当百的铜钱，还有谁会再给他认真卖命？
没有士兵们的“英勇杀敌”，英法联军很快攻克天津，兵临北京城下，内外交困之中，咸丰皇帝赶紧把谈判大权交给弟弟恭亲王奕，自己跑到河北承德去“巡幸避暑”去了。
在“避暑”中，瘸子一口气没上来，就给病死在那里了，时年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