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政府收入问题
一般而言，在教科书的叙述中，我们直觉的出来的印象是，咱们中国自1840年陷入悲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满清**政府收入锐减，入不敷出……
听起来很符合“逻辑”，“入不敷出”也的确是事实，但如果说朝廷收入锐减却完全搭不上边，认真查阅一下大清朝的财政收支情况就会明白，大清朝在灭亡前，其收入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政府收入的最高峰！
就像一个家庭算一算每年的收入一样，那我们不妨把晚清时期有几年的政府收入情况列一下，并用“康乾盛世”时期的政府收入做一个对比。
年份岁入白银（万两）年份岁入白银（万两）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3123光绪十六年（1890年）8680
雍正三年（1725年）3585光绪十八年（1892年）8436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4858光绪二十年（1894年）8103
嘉庆十七年（1812年）4013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4125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光绪十一年（1885年）7709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光绪十四年（1888年）8779宣统三年（1911年）
虽然你可能会大吃一惊，不过你并没有看错——1841年的时候，**政府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白银左右，有了两次鸦片战争，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政府收入却快速提高到了8000万两白银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满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是提高到了1亿两白银，而满清垮台前夕的1911年，满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竟然超过了3亿两白银！
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没有股票可炒，没有债券发行，没有中央银行哗啦哗啦的印刷钞票，政府财政收入的每一个子儿都是来自老百姓的血汗，一个政府的财政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收入剧增，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政府加紧了搜刮人民。
的确是如此。
“厘金”，就是大清朝政府想出来的一条搜刮人民的“锦囊妙计”！
“厘金”这个词儿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但这个词儿却贯穿了中国晚清一直到民国初期，其本质上是政府征收的一种商业税，由于最初其税率设定为1厘（1%），故名“厘金”。
厘金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所谓“行厘”或者“活厘”，就是说某种商品从a地运东西到b地，政府对于那些搞运输的经营者，要按照一定比例强行抽税；所谓“坐厘”或者“板厘”，就是指在商品的生产地或者销售地，政府要对那些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按照一定比例抽税。
厘金的征收范围涉及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名目繁多，一切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征之列，包括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及土药厘等等。
“厘金”制度的首创，还是要归功于那个瘸子皇帝咸丰——1853年，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满清政府国库早已空虚，位于扬州的江北大营为了筹措军饷，在长江边上设卡，对经过此处的来往船只实行所谓的“劝捐助饷”——没有想到的是，收入还不错，白花花的银子顿时滚滚而来。
正因为求财无门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瘸子皇帝听说了这个消息，一时间心花怒放，赶紧下令，做先进经验报告会，向全国推广。短短的几年功夫，“厘金”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得到了推行。
厘金收入有多少？
列个数字——1887年满清政府厘金收入1600多万两白银年已经达到了4300多万两，几乎敌得过康乾盛世期间满清政府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满清政府的确是发了大财了，可人民却惨了——厘金开始设定为1%，但后来在全国推广以后，满清朝廷干脆让地方政府官员自行决定，导致厘金最高税率居然达到了20%，而且是产地征、运输征、销售征，而且各个省、各个关口都要设卡，层层加码，大大抬高了物价，加重了人民负担。
更要命的是，厘金征收范围实在太广，人从出生到死，你吃的、穿的、用的，每一样东西政府都要征税，以当时的广西为例，征厘物品达到了1942项，连手帕、荷包、扇袋都要负担厘金！
更加可恨的是，由于战争上打不过人家洋人，根据各种条约，满清政府不能向洋人们征收厘金，所以政府在厘金征收上只能是“窝里横”，使劲儿摧残自家普通国民和民族资本主义，反而为洋人们提供了更高额的利润空间。
由于厘金征收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酌量抽厘”，导致了地方军政大员自行设定厘金，层层加码，勒索盘剥，并把这个作为自家自留地和小金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地方督抚趁机独立，而“厘金”则成为这些军阀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才正式下令废除“厘金”制度。
除了厘金之外，另外一个大幅度增加的收入来自“海关税收”——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关税收简直不值得一提。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海关税收收入提高到了近800万两白银，而到了1901年，海关收入达到了2300万两！
同样极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政府海关税收的增加，其最主要的功劳还应该归功于一个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他在满清政府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要职将近半个世纪（1861-1908）。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界定为“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而赫德本人也被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然而，更加全面的历史资料显示，由于赫德在中国海关引进了整套的英国行政管理经验，从1863年赫德被正式任命为大清朝海关总税务司以来（1861~1863年为代理），赫德及其所有聘用洋人，没有出现一个营私舞弊的人员，而大清帝国海关税收除清晰明白的行政管理费用以外，全部如数上缴满清政府——晚清的中国海关以廉洁高效著称，历史学者洪振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不腐败的衙门”！
为了进一步“筹款”，从而增加收入，于是清廷决定卖官鬻爵，所有官职明码标价，10两银子可以买九品官，20两银子是八品官，30两银子是七品官，40两银子是六品官，还别说，真不贵。
到后期，不止是拿银子可以买官，拿与银子等价的实物也可买官，比如卖驴肉火烧的王老五，每天给官府送一车驴肉火烧，送到价值40两的时候，他就是四品官了。
如此，天下大乱，鱼烂河决，满清土崩瓦解之势不远矣！
在清朝前期，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盐税和关税，其中以田赋为主。例如，乾隆31年（1766）政府的4858万两白银财政收入中，田赋占了2991万两，盐税和关税各500多万两，田赋占了税收的60%以上，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实物折算银两。
到了1911年，政府的3亿两白银财政收入中，田赋为4810万两，盐税为4631万两、厘金为4319万两，关税收入为4314万两，田赋收入不足清政府总收入的20%，而厘金和关税则迅速增长为政府最重要的财源，和田赋的比例基本接近。
除此之外，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公债也变成了清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收入，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公债收入占了清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30-50%！
对于满清政府来说，收入从4000万两白银暴涨到3亿两白银，多出来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够不够花？
当然不够！朝廷的钱怎么可能够花？
政府，只要你给它钱，那是再多的钱也不够花的！
在支出方面，除了正常的官员俸禄支出外，清代前期非常项支出主要是军费，其所造成的财政缺口通过捐纳等非常项收入形式得以填补。到了晚清，非常项支出不仅范围迅速扩展，而且数额庞大。军费方面，据彭泽益先生估算，仅咸丰、同治年间用于镇压各地起义所耗军费，最低也有8.5亿两白银，为抵抗外国军事侵略，清政府也消耗了巨额军费，军费支出常常占了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
更重要的是，战后的赔款更是让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崩溃——前文曾经计算过，仅一个马关条约，再加上借款，中国赔偿日本人的白银前后总共就高达7.4亿两白银！
钱不够花，就只能是财政赤字。
有人估计，甲午战争结束之初，清政府的年度财政赤字已不下1500万两，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财政收支相抵已实亏1300万两，到1903年，收支间的亏额达到3000万两，而根据威格尔计算，到了1905年，清政府的赤字已达3300万两。
到了最后，所有的公债发行，本质上说都是因为出现了财政赤字——你想想，财政赤字占到了政府收入的30-50%，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持续下去。
政府财政收入剧增，国家却愈发不稳定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可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大明朝的最后几年，也是大明朝财政收入的最高峰，北宋、南宋也与此类似。
金朝、元朝，因为在后期实施不兑现纸币制度，财政收入数字难以进行量化评估，但如果按照凭空印刷的纸币数量当做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话，金朝、元朝灭亡前夕也绝对是那个朝代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高峰！
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终有一天鸡死鱼灭，政府失去税源，国家陷入混乱。
所以，你要明白的，政府的收入，绝不是越多越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