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统治者们热衷于联姻，甚至是「认爹」，这件事背后其实隐含着「古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奥秘。
在公元 8 世纪左右，东亚世界遭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秩序全面崩溃：
中原的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拉开了藩镇割据的大幕；高原上的吐蕃帝国在赞普朗达玛死后就开始分崩离析；西南部的南诏在 902 年遭到权臣篡位，一连串短命王朝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场；东北部的渤海国在契丹侵扰下日益岌岌可危；新罗王国在内乱中瓦解，开启了朝鲜半岛的后三国时期；回纥汗国被黠嘎斯人打败，回鹘人分成几股迁往西南，漠北草原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无政府时期；与此同时，日本的律令制政府也在走向衰落……
等到乱世终结，秩序重建，已经是公元 11 世纪了。那时，一个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已然建成，在这个体系当中，联姻和「认爹」都是重要操作。
后晋的石敬瑭做了辽国的「儿皇帝」，宋辽皇帝以兄弟相称，宋金皇帝以叔侄相称，在女真人和蒙古人分别崛起之初，他们的要求也是加入这个虚假的「大家庭」。这种游戏规则直到 13 世纪蒙古人横扫东亚，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即「蒙古治下的和平」时，才算是走到尽头。当然其实，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宗王们，玩的也是「家天下」，和之前那一套并没有本质差异。
公元 11 世纪的「虚假家庭」究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在「一唐独大」的东亚古典世界秩序终结之后，新秩序由若干实力相近的势力共同维持，为了建立必要的联系，他们选择求助于古代世界最基本的观念制度，那就是宗法制。
在大一统的汉朝和唐朝，面对周边的强大势力，中原王朝也会采取联姻策略，把匈奴和吐蕃变成「本家人」。在乱世当中，这种手段更加常见，例如北齐王朝的奠基人高欢迎娶了来自柔然的茹茹公主，他的主要对手北周王朝选择和突厥王室阿史那氏联姻，又最终凭借这些外交资本消灭了北齐。北齐、北周、突厥、柔然四方势力的缠斗，就这样变成了「家庭事务」。
在 11 世纪秩序终结之后，家庭关系在外交当中仍然举足轻重：强大如蒙古人，也乐于把高丽王室变成自己的驸马和妻族。满族崛起之后，也把满蒙联姻视为基本国策，在清帝国内部创造出了一个「家庭」。
可见，11 世纪东亚国际秩序中的「认爹」现象虽然独特，但是并非没有历史根源，它完全是「古代国际关系」底层逻辑的合理结果。
「古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就是统治者之间的宗法关系，「认亲」和姻亲都是建立宗法关系的常用手段。
这里的「古代国际关系」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古代和现代外交在观念和制度上差异巨大，万万不可用后者嵌套前者。
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行为体是主权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平等。
古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是君主本人，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君主与君主之间不平等的宗法等级关系。
此外，以现代视角来看，「古代外交」具有两个特性：
其一，是内政和外交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
古代的政治结构复杂纷乱，政治观念也千差万别。例如在统治者甲眼中，统治者乙是他的国内臣属，然而在乙眼中，甲可能只是一个强大的外国君主。因此古代中国的礼部、理藩院等部门，也很难定义它们的职能属于「内事」还是「外事」。
其二，是统治者的人际关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清晰的界限。
在古人眼中，君主是权力的载体和象征，政治运作是君主之间互动的结果，君主之间的宗法关系（以礼仪呈现）就是权力关系的直接体现。
古代世界没有国际法，但是君主制和宗法关系几乎通行全球。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简单介绍古代外交的宗法制特征，包括「和亲」「攀附」等手段的运用，以及现代外交体系从古代宗法共同体中的破壳而出，还有宗法观念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遗留。
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地中海东岸，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体系」正值巅峰。
位于这个「国际体系」中心的是四大强国，按照历史荣誉排名，它们分别是埃及、巴比伦、亚述和赫梯。
四大强国的君主在外交信件中平起平坐，他们称呼彼此为「兄弟」。其他邦国的统治者都不配成为这些大王的兄弟，他们必须向大王们表示尊敬和臣服。例如公元前 1350 年左右，耶路撒冷的迦南人国王给埃及法老埃赫那吞写信求援时，就称自己为法老的仆人。
有些时候，大王们有求于小国的君主，也会屈尊称呼他们为「兄弟」。例如在赫梯的一份宫廷文件当中，赫梯王宣称自己地位相等的，有埃及、巴比伦、亚述以及阿赫亚瓦（希腊）的国王，然而阿赫亚瓦又被划掉。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赫梯人在平叛中需要希腊人帮助，方才给了他们一个面子，待叛乱结束，希腊人也势力衰减，就干脆又把他们划掉了。
「兄弟」「亲家」「父子」「主仆」这些词汇，是人类政治史的最早印记，也是古代政治宗法特征的直接体现。
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权力关系都建立在宗法关系之上。因此，「古代国际体系」事实上可以看作一个由君主构成的宗法共同体。
然而，不同文化的碰撞，族群的迁移，旧王朝的衰落，新家族的崛起，时刻都在破坏这个体系的稳定性。为了吸纳新的政治力量，维护国际宗法共同体的稳定性，统治者们发明了两种建构和加强宗法关系的手段：
其一是家系攀附，其二是家族联姻。
为了加入希腊人的「国际体系」，罗马人自称特洛伊人的后裔，从此成了希腊人的「兄弟」；几个世纪以后，为了加入罗马人的「国际体系」，法兰克人也自称特洛伊人的后裔，从此也就以罗马人的「兄弟」自居；中世纪早期的不列颠人不甘其后，也创造出了《不列颠诸王史》里的特洛伊起源说，如此就成了希腊人、罗马人和法兰克人的兄弟……
为了合法化希腊/罗马人在自己「国际体系」当中的存在，波斯人菲尔多西在《列王纪》当中把亚历山大写成了大流士三世的兄弟；几个世纪之前，在亚洲的另一头，为了加入中原人的「国际体系」，君临漠北的匈奴单于们干脆自称夏桀的后裔，就像中原的诸夏统治者们之前做的那样——
所有君主宣称自己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三代圣王，乃至炎黄；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春秋时期的吴国，这个由百越人建立的国家宣称，本国国王的祖先是来自周部落的泰伯，这些传说也堂而皇之地进入正史，得到了《史记》的肯定。
在中国，虚构家族选择的祖先是黄帝或者炎帝；在中亚，他是乌古思汗；在日本，他是神武天皇；在东南亚，他是某位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在非洲，他是某位先知的随从或后裔……
世界史步入近代之后，这些由古代统治者构造的虚拟家族又变成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材料之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王朝之间的战争与联合，是欧洲民族主义的一个熔炉。
家系攀附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而且屡试不爽。通过伪造王朝世系，统治者可以把不同文化传统融合起来，维持统一的国际宗法共同体，君主们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各自的王朝存续都可以为彼此增加统治合法性。
然而，如果能通过别的方法建立可靠的宗法关系，又何必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去伪造呢？
比起家系攀附，一项同样常用，还更加实用的手段，就是家族联姻。
一桩婚姻，就可以把两个传统殊异的神圣王朝绑定在一起，就可以把一群不知从何而来的异族纳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就可以在统治者之间建立直接的宗法关系，换言之，「外交关系」。
18 世纪之前，在西欧的知识分子眼中，俄国始终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人们认为「欧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各个王朝的联姻，而俄国几乎没有参与到欧洲的宗法共同体当中。
18 世纪之后，随着皇室和西方各国联姻的增加，俄国才得以被承认为「欧洲」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俄国把东欧鞑靼人纳入王朝的手段之一，就是把「沙皇子」的称号赐予归附的王公。从鞑靼和俄罗斯的融合，到俄罗斯和欧洲的融合，「欧洲的形成」就是从「家庭的构建」开始的。
因此，对于古代国家而言，王室之间的一纸婚约，可能是一份盟约，一份和议，也可能是一份建交声明。
有哥就有弟，有爹就有儿。宗法制天然包含着不平等的等级关系。
公元前 13 世纪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君主曾经在《埃及-赫梯和约》中以兄弟相称。然而两千七百年后，埃及拒绝再度给予小亚细亚同样的礼遇。
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王国，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在 15 世纪把统治者分为四等，第一等是开罗哈里发（尽管他没有实权），第二等是马穆鲁克苏丹和黄金家族后裔，第三等包括巴赫曼尼和德里的苏丹，第四等包括小亚细亚的突厥王公们。
在一个世纪当中，小亚细亚的奥斯曼王朝一直向马穆鲁克苏丹表示尊敬，长期称他为「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苏丹」，然而马穆鲁克人坚持不以苏丹的称号回礼。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 1517 年，那一年奥斯曼帝国吞并了埃及。
在宗法等级同样复杂的欧洲，君主和国家的位次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作为欧洲君主之长，神圣罗马皇帝的头把交椅没人能够质疑，但是法国国王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有权和皇帝平起平坐；与此同时，如日中天的西班牙国王要求排在法国国王前边，导致两国使节在罗马争执不休；英格兰、葡萄牙、丹麦等王国之间也有类似的问题；威尼斯和尼德兰两个共和国承认国王们的居先权，但是对彼此却互不相让，还和选帝侯们打得不可开交......
更麻烦的是，每个国家还设立了自己的接待标准，例如维也纳给了西班牙国王居先权，引发了法国的不满；而奥斯曼宫廷就用最高礼仪对待法国国王，两国从而联起手来打压神圣罗马皇帝......
从 15 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开始逐渐出现专职的外交部门，并且向其他国家派遣常驻使节，开启了现代外交的序幕。各国大使的「居先权之争」，是中世纪宗法等级制的残留，随着主权国家的逐渐确立，越来越没有实质意义。
到了现代，各国使节的座次完全由履职时间长短决定，国际关系的基本假定从「君主国家不平等」变成了「主权国家皆平等」。
1914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仍有观点认为，欧洲各国王室的亲缘关系能够起到阻碍战争爆发的作用。然而很快人们就将看到，作为「表兄弟」的国王和皇帝们在发动战争时简直毫不留情。外交从属于宗法和等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它们的影子还没有完全消散。
20 世纪见证了多国君主制的倾覆，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普及，以及联合国的诞生。国家元首普遍成了公职，基于宗法等级关系的国际秩序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无法想象。
但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宗法观念在现代国际关系的话语当中仍有存留。
大革命中的法国在欧洲扶持了多个「姊妹共和国」，19 世纪的美国人把这个词搬来称呼拉丁美洲国家，20 世纪初的英帝国自居为各个自治领的父亲，二战中的法西斯日本声称自己是东亚各国的兄长，冷战时期的苏联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
把国际关系比拟成宗法关系（父子、兄弟、主仆）并不只是现代网民的口癖，宗法关系仍然是现代国际关系当中的常见隐喻。
正是因为如此，现代人对于古代的「外交政策」，例如和亲，容易产生一种熟悉而又扭曲的理解。因为我们已经忘却了宗法关系作为古代权力关系的实质，单单保留了其象征含义。
人类的许多纠结或许就在于此——我们的知识已经步入现代，但思维方式仍未脱离蛮荒。
1987 年华约组织峰会，「老大哥」和社会主义「兄弟」们在一起。居中者为戈尔巴乔夫（苏联），左手边分别为昂纳克（东德）、日夫科夫（保加利亚）、胡萨克（捷克斯洛伐克），右手边分别为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雅鲁泽尔斯基（波兰）和卡达尔（匈牙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