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古代人定居在山区，就是为了不用关心皇帝是谁。
《桃花源记》是个非常好的寓言，直接点破了古代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山区对权力的抵触——为避暴秦，入桃花源。
事实上，历史上真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可能就是「桃花源」居民的原型。
历史爱好者都读过《三国演义》，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三国时代和孙吴政权交手最多的势力，不是曹魏，不是蜀汉，也不是袁术、刘表，而是「山越」。
「山越」居住在当时中国东南部的广大山区，山越既包括先秦以来百越居民的后代，也有许多逃进山里的汉人民众。山越没有统一的政权，却一直是孙吴的心腹大患，也是吴国各部将热衷讨伐的首要对象。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越仍未消失。江东的世家大族无心与北朝恋战，却对攻打山越情有独钟。因为这些将军和领主每消灭一支山越，就可以将其改编为自己的部曲，也就是税收和人力的来源。
在纠缠江东政权的山民当中，就包括一支叫「武陵蛮」的，又名五溪蛮。这群人在东汉时期就是化外之民，到了汉末先后和黄盖、陆逊等名将交手，最终不幸被打败，但仍有一些人住在山里，拒服王化。
直到明朝，湖北的荆州、襄阳地区还有许多难民在山里开荒，为了阻止他们，当时的明朝政府甚至派兵镇压。然而这群山民足足聚集起了 150 万，最后把官府也逼到被迫妥协的地步。这些山民的背后，也有当年山越居民的影子。
那群居住在华中腹地的武陵蛮，或许就是《桃花源记》里武陵人见到的桃花源人的原型。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皇权和官威漠不关心，敬而远之。
山越也好，武陵蛮也罢，他们都只是古代山民的一个缩影：在古代世界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都有许多人住进山里。在没有山的地方，这些人可能会寻找沙漠边缘、沼泽，或者森林，总之不管多艰苦，都要离开富饶的平原。
对此，很多现代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山区那么穷，为什么老祖宗要搬进去？」
这些问题背后，其实是我们史观的局限性。我们太习惯用「皇帝」或者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了，然而历史真正的主角不是「皇帝」，也不是国家，而是普遍的，无差别的人民。
所以，为什么有些古代人会选择住在山里？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释，首先，我们还是按照习惯，从「皇帝」的角度思考。
假如你是一位古代统治者，你想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多的财富和人力，那么你理想中的王国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王国的臣民要集中居住在大块土地上，而且是在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
其次，农民们要定居下来，耕作固定的田地，依赖水利，种植易于运输和贮存的地表作物（比如小麦和水稻），作物类型要比较单一。如此，人丁、田地和农产品的统计和征收便会畅通无阻。
最后，人群当中必须有强力领袖，作为你的地方代理人。还应该推广书写，因为文字传播是推行法律和统治思想的前提。
现在，我们把以上三点反转过来，就构成了抵抗统治的社会结构：
首先，居民要分散居住在破碎的小块土地上，而且是在交通运输不便的地方。
其次，农民们要习惯游耕和迁居，不依赖水利，周期性耕作不同的田地，种植不利于运输和统计的作物（比如地下的薯类），作物类型要尽量驳杂，进一步加大统计难度和征收成本。
最后，人群的领袖必须缺乏权威，他既不足以整合民众，也无法充当他人的代理。还应该坚持口头传播，因为没有文字的信息无法维持时空稳定性，也就无法构成统治工具。
熟悉吗？您好，欢迎来到山区。
在古代，山区的社会结构在逻辑上往往是反统治的，国家总是试图把权力的触手插入山区，但总会被山区无情地绞碎。山区的人口和财富远远比不上平原，但是对于普遍活在温饱线上的古代农民个体来说，山区并不比平原糟糕太多，而居住在山区的最大福利就是，可以逃避古代国家残暴的赋税、兵役和劳役。
赋税吞噬了谷地，荣誉消灭了山区。——阿富汗谚语
1663 年，面对克什米尔的群山，当时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君主，大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翻身下马，命令十万名脚夫接替骆驼队，负责运输物资。在这场远征当中，帝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克什米尔的军队，而是克什米尔的山。
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当中，作者拉铁摩尔指出，中国和印度文明的强大影响力，在群山面前竟变得绵软无力。早在四个世纪之前，一位欧洲旅行者也在游记中感慨说，土耳其大君的专制统治绵延在叙利亚海岸上，然而到黎巴嫩山脚下便戛然而止，「受尽委屈」。
自古以来，山就是弱者的天堂，逃避权力者的原乡。
对于古代的普通人来说，山区的生活条件不比平原差太多，有时甚至更好。平原能够供养大量人口，积累大量财富，而这些也是文明形成的前提，但是对普通农民来说，平原的生活比山区更加危险，平原有更多瘟疫、战乱、税收、劳役，太平盛世也不过困于温饱，每逢乱世便如同人间地狱。山区的财富上限比平原低得多，但是生存底线比平原高得多。在山区，统治者的力量即使不是完全空缺，至少也是大大削弱，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赋税和劳役对于生存的威胁大大减少。因此，让山民留在山区，以及让谷地居民迁往山区的激励都始终存在。
山区的生活十分艰辛，人们要在半山坡上种植作物，对抗碎石，提防泥石流，小心野兽，还要接受交通不便带来的贸易缺位和信息闭塞。比起谷地居民，山民往往更加贫穷愚昧。由于统治虚弱甚至没有统治，山民也更习惯用暴力解决矛盾。但是山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逃离权力带来的制度化的剥削。
当然，让山区居民离开山区，前往谷地的激励也始终存在。由于山区的死亡率低于平原，人口承载量也低，山区常常会人口过剩，激励山民下山定居。在 15-18 世纪的意大利，米兰城里的脏活贱活基本都被附近的贝加莫山民包揽；瑞士山民和阿尔巴尼亚山民更是不甘寂寞，前往各国充当雇佣兵；同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人丁凋敝，经济废弛，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不善只能分担一部分责任，更重要的原因是，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的伊拉克失去了和伊朗高原的传统联系，再也没有后者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输入了。
同时，以谷地为中心的国家也常常强迫山民下山为自己服务。缅甸每次发生战争，都有大批居民为了逃避兵役躲进山里，而缅甸的回应就是进山搜捕；缅甸的邻居暹罗也苦于人口匮乏，经常在周边山区进行掠奴活动，「整村整村地带走人口」；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的菲律宾，许多人迁移到吕宋岛北部的山里，无论传教士如何劝说，他们都不愿意乖乖下山种地，西班牙人只能改用刀剑伺候。
在「国家」们看来，山民常常是野蛮人的同义词，山从各个角度抗拒统治，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山是异端和异教的摇篮：东罗马帝国为波斯尼亚群山里的鲍格米勒派教徒大伤脑筋；德鲁兹派和马龙派教徒在黎巴嫩山站稳脚跟，任外界风云变迁，唯自己初心不改；为了对抗缅甸人，克伦族的山民们普遍接受了基督教，就像是在北高加索，俄国人的殖民统治让伊斯兰教日益高涨；在 19 世纪的卡洛斯战争期间，巴斯克山民是西班牙保守派的坚定支持者，拒绝服从自由派拥立的伊莎贝拉二世女王的权威，然而到了保守派军人执掌马德里的 20 世纪上半叶，巴斯克人又一转成为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自从公元 8 世纪以来，也门山区的栽德派教徒已经和伊斯兰世界的主流力量作对了一千年，直到今天战争还未结束。
山民之所以住在山里，就是因为不想关心皇帝是谁——他们压根不想要皇帝。
山区面对谷地的权力扩张，一般是被动抵抗，但偶尔也会主动出击。16 世纪中叶，南印度的维查耶纳伽尔王国兵败于德干穆斯林王国的联军。然而真正要命的是，兵败之后，周边山林里的「野蛮部落」蜂拥而至，劫掠了空虚的首都，「胜利城」——最后的印度教堡垒——就此垮塌。这套剧本在北非更加常见：从罗马时代的毛里塔尼亚行省，直到近代的摩洛哥苏丹国，统治者都会定期派出军队，带着旗帜到山里向柏柏尔人宣示权威，然而这从来都不能阻止柏柏尔人习惯性的掠奴行为，而且在北方政权虚弱的时候，山区部落就会杀将出来，取而代之。
山是危险的。早在人类文明初生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人就明白这个道理。公元前 4 千年伊拉克地区的城邦们严格控制本国的奴隶，阻止他们向东边和北边的山区逃亡。后来，一支叫作古提人的山区民族冲下来征服了「文明地带」，美索不达米亚书吏们就在历史记载上对他们大加鞭笞，说古提人是彻头彻尾的野蛮人。
可以说，文明刚刚诞生的时候，谷地和山区就对彼此抱有敌意。
谷地和山区是双生子，是人类社会的两个场域，两个符号，前者意味着统治，后者意味着抵御统治。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有文明的地方就有野蛮，这两组意象浓缩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当中，就成了谷地和山区。在古代世界，国家的力量远非无孔不入，而文明也难以保障普通人的尊严和生活水平，也正是在传统社会的特定条件下，谷地和山区，统治和逃避统治形成了持久的平衡。
然而现代化打破了这种相对平衡。
在掌握他们的身体以后，我们也可以掌握他们的精神。——法国官员，阿尔及利亚 年
20 世纪 60 年代，面对果雄人（苗族）的抵抗，差鲁萨提将军出动了迫击炮和凝固汽油弹，终结了当地山民成百上千年的游耕习惯，强迫他们定居下来。
差鲁萨提将军自然并非这种手段的首创者，早在 30 年代，中国国民党在广西就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当时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也出动机械化部队强迫山区牧民定居，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派出飞机和山区库尔德人大打出手……这些民族主义政权都是泰国人的先驱——从此，泰国境内不再有居民不曾听说普密蓬.阿杜德国王的大名。
在泰国人行动的十年前，刚刚独立的缅甸联邦派出代表，和山区部族商议「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当然双方都心知肚明，定义缅甸山区部族的本质特征就是没有任何治理体系。果不其然，在军政府上台之后，山民和政府的武装对抗造成了东南亚最持久的血腥冲突。
在泰国人行动的十年后，越南终于实现了统一，越共在西部发起了「定产定居」运动，要求少数民族放弃传统生活习惯，同时把大批农民迁入山区，以求改造当地的社会结构。
东南亚的例子不过是世界的一角，但是足以说明问题：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对于山区来说，时代变了。
第一个变化，就是国家的力量变得空前强大。
一个最虚弱的现代政府，也比大多数古代统治者强大得多。现代国家在交通、通讯、行政管理、军事能力上的巨大提升，让谷地的权力规模发生了质变。在现代国家面前，山区的力量空前虚弱，甚至显得微不足道。
第二个变化，就是谷地的生活变得空前富裕。
在传统社会当中，无论是谷地居民，还是山区居民，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都在温饱线上浮动，没有决定性差异。然而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到来，谷地居民的生产和收入水平甩开了温饱线，山区因此从相对贫困变成了绝对贫困。
随之而来的，就是山区的空前困境：一方面面对着压倒性的权力扩张，另一方面保存着根深蒂固的，抵抗权力的结构。
这就是山区在现代化面前遇到的困局。
在古代，山区的「贫穷和愚昧」很大程度上是掌握话语权的谷地文明污名化的结果，传统国家借以掩饰自己的压迫属性，为权力扩张辩护。
到了现代，这种污名化当然仍然存在。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国家在物质和精神文明上取得的进步是压倒性的。
在国家面前，山区一直是个问题。但是山区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国家是个问题。
1953 年，因攻打蒙卡达兵营而受审的卡斯特罗在法庭上说：「如今的古巴农民，比哥伦布在丛林里看到的那些印第安人还要穷。」他的说法没有夸张。
六年之后，他正是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出发，发动并且赢得了古巴革命。
现代化仅仅意味着谷地把权力强加于山区吗？恐怕看不一定。
有时候，是那个不在乎神仙皇帝的山区，把自由强加于习惯于奴役的谷地。
自由，就像是瑞士人射向哈布斯堡税吏的第一支箭，或者井冈山上的第一声枪响。
历史不是单面镜，从来不是。
1950 年代，为了阻断阿尔及利亚山民对民族主义游击队的支持，法国殖民军队在山区采取强迫迁居政策，并且逮捕了大量涉嫌支持游击队的山民。结果，法国人在山区的行动不仅没有瓦解游击队的根基，还导致冲突扩大化为独立战争。这是「自由诞生于山区」的另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