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初读历史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误区：
古代世界有那么多未曾开发的地方，被剥削的农奴只要去自己开垦一块，不就获得自由了吗？
这其实只是错误的印象，并不符合古代世界的基本逻辑。我们不妨先看看清朝的例子。
明清鼎革之后，清廷纵容贵族在关内大肆圈地。近畿地区圈地尤为严重，许多农民或是流离失所，或是被迫成为贵族的农奴。
在大量兼并土地的同时，清廷也开始鼓励垦荒，从康熙开始，奖励垦荒就是清代历朝的国策。
在奖励垦荒的若干政策当中，有这样几条值得注意：
一：在数年内减免新田税赋；
二：借给开荒者耕牛，并奖励种子、口粮；
三：命令抛荒者不许复问田地产权；
四：给予组织开荒的官吏和士绅奖励。
由这四条足以得见，「开荒」是一项脆弱甚至危险的活动。
逐条分析以上政策，就可以推理出在古代社会当中，开荒面临的诸多困难：
新田需要减免税赋，是因为在开荒的当年，乃至开荒之后的几年当中，都是入不敷出，根本交不起税。
开荒农民需要租借耕牛，还需要种子、口粮援助，意味着他们在开荒过程中不能自给，需要他人的投资或者贷款。
不让先前的抛荒者过问田地产权，说明土地产权纠纷十分普遍，如果没有官府的命令和保护，开荒者就可能被纠纷困扰，影响生产甚至威胁生命。
开荒需要组织，而且组织者还能获得奖励，说明在很多情况下，开荒都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一家一户无法完成，而且组织者往往来自统治阶级。
清朝垦荒政策反映出来的这些现实，才是古代世界的真实面貌。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无法逃离这些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
自然界是残酷的，人类社会是复杂的，面对这样的世界，农民单打独斗是不现实的。人有求于社会，就必然得接受社会的一切，包括既有的权力关系和分配体系。
因此，开荒和被剥削压根就不矛盾。
如果开荒就意味着自由，那么在 15 到 18 世纪，全世界最自由的大陆应该是美洲，全欧洲最自由的国家应该是俄国。
然而，这两个地方一个以奴隶制著称，另一个以农奴制闻名。
这揭示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开荒有可能为农民带来自由，也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奴役。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新土地的开垦总是会导致阶层力量的变动，但这种变动并不一定对农民有利。
农民在开垦新土地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两个问题是「对抗自然环境」和「保障社会安全」，这两件事让他们不得不依赖统治阶层。而这种依赖的程度，最终决定了他们获得自由或者奴役的多少。
所谓自然环境，就是沼泽、森林、山川、野兽、疫病。
严酷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对水利工程的需求）会直接否决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开垦，要求领主甚至是国家的大规模介入。
所谓社会安全，包括保障产权和防范暴力两个方面。如果土地所有权难以获得承认，或者面临盗匪或异族劫掠的风险，也会导致农民对地主更多的依附。
然而，容易开垦、产权可靠、远离暴力，这三点几乎从来没法同时满足。
对于开荒农民来说，他们背井离乡是为了追求自由，但风险和枷锁也会如影随形。只要稍有不慎，这枷锁的重量就会压过自由。
文章开头介绍了中国的例子，但其实，古代中国的农民并不特殊。在自命为自由起源地的「西方」，农民的命运并没有丝毫差别，而且欧洲和美洲农民的经历还尤其典型、生动。
现代人提起平原，想到的是富饶宜居；提起山区，想到的是艰苦落后。然而这种印象误导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理解——在古代，平原意味着更多的危险和更短的寿命。
平原能供养更多的人口，也有山区无法企及的财富，但是平原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水。
洪水泛滥、雨水汇聚、沼泽丛生......水不仅会破坏庄稼，还会滋生疫病，每年两面开刀，收割大量人口。为了对抗平原，人们被迫投入大量劳力，兴修和维护水利工程。然而这个代价极大的过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旦气象有变，或是社会动荡，就会导致水利废弛，沼泽再生，土地荒芜，人丁凋敝，一切又不得不从头做起......
对水利工程要求高的平原，即使潜力再大，也难以成为农民单独开垦的目标。只有领主和国家才有能力开垦平原。在 15-16 世纪，没能参与大航海的意大利封建主们把家门口的平原当成了自己的美洲，米兰公爵、威尼斯总督、托斯卡纳大公、费拉拉公爵、罗马教宗、那不勒斯总督都大规模征调劳力，筹集资本，试图排干各个平原上的沼泽。
其结果就是，由于大地主和权贵领导了开垦，他们在新土地上拥有的权力比之前更大，而这就是 1650-1800 年间西欧的常态。
在黑死病后的两个世纪当中，因疾病废弃的土地很快得到了复垦。
在空荒的土地当中，一部分是无利可图的劣质土地，连自给自足都难以实现，只能等到 19 世纪化肥诞生才能拯救；另一部分就是这种需要投入大规模有组织劳力的土地，农民只能依靠领主才有可能开垦。
然而即使如此，也有大量沼泽难以战胜。
意大利从南到北，沼泽层出不穷，其中罗马城外的沼泽花了教宗们十几个世纪的精力都没打理清楚。直到 20 世纪法西斯党上台，凭借现代工程技术和墨索里尼的决心，才把这些沼泽批量处决。
18 世纪的英格兰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但它的乡下也「遍布着可憎的沼泽」，令旅行者瞠目结舌。工业革命会让这个国家焕然一新，并且以世界领先的运河网闻名，但是在此之前，沼泽就是圈地运动中失地农民们望洋兴叹的对象。
西班牙继承了阿拉伯人的农业传统，深知伊比利亚半岛对水利的依赖。然而这些工程何其艰难——1529 年，西班牙人开始规划修建萨拉戈萨平原上的大灌渠，直到 1772 年方才竣工。
腓特烈二世曾经豪言，他兵不血刃地征服了一个王国——奥德布鲁赫沼泽——「西里西亚是我的新秘鲁，而奥德布鲁赫是我的新魁北克」。事实上，征服这片沼泽的不是他，而是普鲁士军法伺候下的士兵和农民们，但他说的没错的是，这些土地确实属于选帝侯王和他的容克贵族们。
在神话时代的阿尔戈斯城，古希腊人就开始清整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沼泽，漏桶打水的传说或许就是因此诞生。到 1920 年代，希腊政府才终于把这片平原开垦出来。
荷兰没有大平原，却是水利工程师的摇篮，众多西欧国家都从荷兰聘请专家。在这里，开垦土地的要求比排干沼泽还要苛刻——为了填海造陆，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家们一掷千金，大批农民负责充当劳工。只要稍有不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会赔个精光......
比起沼泽，森林对单干的农民来说更加友好。
只需要几把斧头，或者一个火把，就能开辟出一片荒地，用不着在组织和技术上过多依赖地主。
然而，开垦森林的死穴在于产权。
在 9-12 世纪之间，中欧和北欧对森林的开垦给了当地农民相对地中海平原更多的自由。在德国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法国，中世纪的土地开垦都如火如荼，让社会各个阶层都投身其中。
但是，为了控制农民，日耳曼和斯拉夫领主们普遍用立法把森林攥在手里，否认私自开垦的合法性，想要开垦新土地的农民只能前往特许的教会殖民地劳作。这些教会殖民地用租金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吸引农民前来开荒劳作，然而等到定居点繁荣起来，教会就会提高它的要价，世俗领主的介入也会接踵而至。
由于产权纠纷，村民和领主常常发生诉讼，甚至采用暴力手段争地。在 1200 年左右的塞纳省和普罗旺斯，农民和地主长期剑拔弩张，他们达成平衡之时，也是法国中世纪大开垦运动的落幕之日。另外，森林也不是一种逆来顺受的地形，清理树木也需要壮实劳力的辛苦工作。不妨看看 18 世纪的悉尼，当时这座流放犯人的城市充斥着流浪者，却少有人到城市周边开辟土地——澳洲的那些参天古树，绝不是几个自耕农就可以摆平的对手。直到移民潮随着 19 世纪淘金热滚滚而来，在澳大利亚政府的统筹和组织下，开垦澳洲荒野才终于成为可能。
18 世纪画家笔下的罗马平原。对于古代农业来说，平原地区开发的上限高，但门槛也高。大平原的开垦需要强大的政府以及大量劳动力的持续投入，其结果之一就是在平原地区造成比山区更严重的不平等。
难道就没有土地易开垦，而且权利不受这些该死的老爷摆布的地方吗？
有的，欢迎来到边疆。
到 1650 年，西欧已经陷入土地开垦的困局，可资利用的土地已经开垦完毕，剩余的空地面临技术和组织上的瓶颈，产权又是一道额外的枷锁。然而在东欧，仍有大量优质易得的无主土地没被开垦。
从罗马尼亚到伏尔加河，全世界面积最大的黑土地聚集在东欧平原。而且此地地广人稀，领主的控制力也相当虚弱。光听这些，这里就像是开荒农民的天堂。
但是，自由背后是有代价的——老爷们不来觊觎你的产权，也是因为他们保护不了你的产权。
早在基督降生之前，东欧平原就是游牧人活动的舞台，这些在世界岛上做潮汐运动的骑马者向来是农耕民族的死敌。在 15-18 世纪的东欧，鞑靼人和哥萨克依然横行天下，从人口到粮食，他们无所不抢。
游牧人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就连和平协定对它们来说也不奏效。克里米亚汗控制不住手下各帐牧民，就像俄国沙皇和波兰国王也控制不住那些名义上归顺自己的哥萨克一样。对于试图在东南欧定居的农民来说，被劫杀或者被变卖为奴是再正常不过的命运。
然而，就算是这样，仍然有许多农民逃离俄国和波兰的核心区域，前往边疆谋生。
苛政猛于虎，大抵如此。
在俄国和波兰，农民逃亡的可能性不仅没有增加劳动者的议价权，反而让统治者更加严苛，催生了越来越残酷的农奴制。而在土地丰饶的边疆，想要「自由」的农民就得过刀尖舔血的日子。
到 18 世纪，随着俄国对全乌克兰的征服，边疆地带归于平静，土地开垦的主导权又落回到贵族老爷们手中。曾经以「一手持剑，一手持犁」为傲的哥萨克自耕农们，也开始受困于土地兼并以及哥萨克大领主的统治。过去几个世纪东欧农民在边疆开垦得到的喘息，就如同中世纪日耳曼农民在森林开垦中得到的慰藉一样，成了并不完美但仍然值得怀念的珍贵记忆。
哥萨克袭击亚洲村庄的场景。如今哥萨克仍然是乌克兰的国家象征之一。在边疆地带的开垦当中，农民最大的危险来自异族和盗匪——也有些农民来到边疆就是为了成为盗匪，比如哥萨克。
15-18 世纪的美洲和东欧一样，都是西欧的边疆地带。
产权的辖制弱化了，但仍受到自然环境和暴力的影响。
在北美的新英格兰，农民从开荒活动中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自由：
在自然环境方面，森林土地充裕而且肥沃，一个家庭只要愿意贷款，再忍受十来年的苦日子基本就可以开辟出自己的庄园；在产权方面，英王敕封的封建主没法建立实权，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地方议会架空；在暴力方面，印第安人或者白人盗匪的袭击虽然也会带来危险，但可没有哥萨克那么要命。
殖民地男子成年就被允许持枪，主要是为了对付印第安人，可不是什么反抗暴政的天然权利。
然而在美洲的其他地方，人们就没这么幸运了。从美国南部到阿根廷，大庄园和种植园统治着大多数有组织的土地，边疆地带则是游耕和游牧者的地盘。在南美洲土地条件最优越的巴拉那河流域，巴西猎奴队、高乔强盗以及印第安人游牧民来来往往，移动中的野马群如同小山包一样，而定居者连筑篱笆用的树木和石头都难以找到。从墨西哥到巴西，土地开垦活动往往由天主教会主导，开垦出的土地上冒出来新的大庄园和种植园，巴拉圭的农业村社是个例外（1750 年后也被毁灭了）。
但是，仍有许多决定逃离现存秩序的劳动者，他们当中有非洲奴隶，也有印第安人农民。他们逃亡的目的地主要是山区和丛林，在这些地方，他们开辟出了自己的小块土地，彻底脱离了殖民地社会的组织和秩序。
事实上，只有这些「逃奴」真正利用美洲的「荒地」获得了「自由」，前提就是和原先的社会完全决裂。至于逃奴群体中出现新的等级秩序，甚至是新的奴隶制，在此就不多谈了。
在美洲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和大多数地区，新土地的开垦都由统治阶层主导和控制。虽然土地资源非常充沛，但是产权规则和边疆暴力都向对大地产主有利的方向倾斜。
作为个体的农民或者奴隶大多只能接受规则，同时少数人选择脱离社会，「循入蛮荒」。
19 世纪美国（其实还有加拿大）的西进运动是新土地开垦为农民带来自由的典范，《宅地法》保障了移民的土地产权以及美国的农业繁荣。但是，美国的例子代表不了美洲，现代的例子也说明不了古代。「拓荒=自由」只是现代美国人炮制出来的神话。
如果开荒就能逃离剥削，那这个剥削也太不够格了些。
大多数人能做的，就是被剥削着开荒。
在现代人印象当中，土地开垦同自由和发展挂钩。然而事实上，古代垦殖活动从来不保证农民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