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监狱，其实这里并没有象历城监狱那样的高墙坚垒、电网密布，更没有探照灯。监所就在县政府的后面，由一所普通的民居改造过来的，规模也不大，十一二间房子，象一个大一点的四合院子。时处极为混乱的战争年代，县政府财政十分紧张，监所管理的经费捉襟见肘，监舍房屋早已年久失修。监所管理上也是执行“以教育和劳动为主，惩戒为辅”的方针，管理不严，常年只有两三个干部法警，多时也只有四五个。李居文来过县政府多次，偶尔还路过监所的那所院子，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从关到这里的第一天，李居文就盘算着准备越狱。但是他放心不下王丽娜，不知道王丽娜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他的牵连，越狱会不会给她什么不好的后果。他曾想问审讯人员或者问监所干部，又怕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李居文百无聊赖，一般监所上午会组织犯人参加劳动，下午进行政策宣讲、政治教育、犯人自省和小组讨论，就象进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学校。因为犯人以文盲居多，监所干部法警都是贫苦出身，大字也不识几个，所长有时也会让李居文充当一下教师角色，给犯人们上识字课、讲讲上面的政策。所长与李居文同姓，叫李绍兴，是个高个子汉子，本地人，人不坏。在县医院的时候，有一回他母亲病了，一直不见好，经常疼得在床上打滚，请李居文上门瞧了一趟，给开一个方子，吃了几副药，就治好了。被关进来后，李绍兴对他比较同情，也颇为照顾，偶尔还安慰他，“事情总有查清楚的时候！”。
李居文心里焦急王丽娜的安危，有好几次话到嘴边想问李绍兴，最终忍住没有问。在当时战争非常态的大环境下，危机四伏，李居文不敢冒这个险。
恋人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李居文心如火烧，急切的盼望着王丽娜的音讯，有时在监室或者院子里拼命的屏住呼吸，希望能听见她的声音；外出劳动的时候，也会偷偷的左顾右盼，希望见到她。但是王丽娜就象消失了一样，无声无息。
到了这年的12月，已经是初冬的月份，天很冷了。别的犯人都已经穿上了家人送来的棉衣了，可李居文依旧是秋天的那套衣服，又脏又破，在监舍里都冷得直打哆嗦，更别提在屋外了。李居文在这里没有一个亲戚朋友，除了王丽娜，就数孙科长和陈院长最熟悉了，可孙科长已经牺牲，只能找陈院长试试了。但今非昔比，他又疑惑该不该找陈院长。
李居文想了很久，终于还是跟李绍兴开了口，“所长，天气太冷了，我在医院宿舍里有点衣服，还有几块大洋在箱子里。麻烦你带个信给陈院长，如果在的话，取出来让人帮我制办一套棉衣、被褥。”
李绍兴倒是爽快的答应了，“我试试看！”
李居文等了两天，并没有看到陈院长安排人送来，万般无奈。又去问李绍兴，“所长，有消息吗？”
李绍兴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从桌子后站了起来，转身从柜子拿出一件衣服，放在他的手上，对他说道，“你的宿舍只有这件衣服扔在角落，……”。
李居文默默的抱着衣服，站在屋里，呆呆的良久未动。李绍兴看他可怜，又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件棉衣来，递到他的面前说，“这是我晚上值班时穿的，有点破，你将就着穿吧！”
李居文接过棉衣，红了眼睛，低着头给李绍兴鞠了一个躬，这一刻他感受到了人性的至善，这世上还有温暖的地方。
这所监所有四十多个犯人，大部分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地主、流寇顽匪，也有少数是烟毒犯和贫苦重刑犯人，政府称这些犯人为特刑犯。这四十多个犯人分成两派，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为一派，人数也最多，有十多个人；流冠顽匪为另一派，人数较少，七八个人；那些经劳动教育后思想有所醒悟的犯人和贫苦重刑犯是两派互相争夺的对象。恶霸地主这一派擅于耍手段，经常打些小报告，挑拨监所干部和犯人的关系；流寇顽匪好勇斗狠，一言不合就会动手动武，夏天的时候还曾经出过岔子，差点出了大乱子。
李居文进来时，李所长菩萨心肠，怕他被人欺负，单独关在一间条件相对较好的监舍。虽然这些犯人经常斗来斗去，对李居文却秋毫不犯，原因是李居文有文化，还曾经是县里的医生。这些人虽然犯人，但也有家，给家里写封信这种文墨事情，只能找李居文帮忙。偶尔有个头疼伤风什么的小病，李居文也能发挥专业特长，给他们看看病。后来，李所长觉得这样挺好，干脆将看守室旁边的一个房子清理出来，改成了医护室，让李居文学有所用，只要生产任务不重，李居文基本不用参加劳动。监所干部法警身体不舒服，有时也会过来找李居文瞧瞧，大家都觉得挺好的。
所以，李居文在这所监所里颇受犯人们尊重，犯人们有什么问题有时候也愿意找李居文协调解决。
好日子总是不长久。这年冬天，鲁南、鲁中等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洪灾，受灾人数达到数百万，蒙阴县断炊户达到十之六七。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县里实在难以调拨出太多的粮食供给监所，这使得监所管理的约束力大大减弱。人为财死，食为鸟死。隔了没多久，两伙犯人为了填饭肚皮，争一点吃的，终于大打出手，最终酿成了一起群斗事件，导致一人当场死亡，两名重伤，多名犯人轻伤。
很快，李绍兴被调走了，来了一个新所长，叫付玉堂。付玉堂原来是县武装部警卫营的一名副连长，一次下乡剿匪，大腿中了一枪成了残疾，走路不太利索。县里照顾他，调任司法科任副科长。这次监所群斗事件，县里认为有必要加强监禁力量，就调他来兼任所长，原司法科副科长职务保留不变，相当于一肩双挑。
这付玉堂认为自己好歹也是战斗英雄，对革命有过贡献的，结果却被刷下来，到这里当个监牢子，一肚子牢骚。所以，尽管上面禁止对犯人进行不人道的刑罚，但付玉堂才不管，继续在部队的一套，经常打骂犯人，刑具惩罚犯人也是常有的事，导致监所管理出了更严重的偏差。
付玉堂来后，李居文的好日子也算是到头，从单间被调到了混居监舍，取消了不参加劳动的“特权”。李居文长得比较白净，象个白面书生，大老粗、贫苦出身的付玉堂看着不顺眼，动不动就把李居文叫过来训斥一顿。又因为李居文在犯人中比较有威信，在监所干部法警中人缘也比较好，付玉堂更视李居文为眼中钉。
有一次，一个与李居文的法警偷偷的告诉他，付玉堂认为李居文在这群犯人中有威信，上次的群斗事件肯定与他脱不了关系，正在整理他的材料，准备以司法科的名义建议县里将李居文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李居文听了目瞪口呆，开始偷偷为越狱做准备，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是一次偷听事件。那天下午，监所干部组织犯人进行政策宣讲，然后进行分组讨论，去惩戒室的时候，作为宣讲老师的李居文站在门口协助法警点名。
这时，付玉堂走了过来，跟法警打了个招呼，准备早走。法警跟付玉堂开玩笑的说，“所长，天色还早，就等不急回去见嫂子啦？”
付玉堂抽腿蹬了他一脚说，“小兔崽子！你净胡扯蛋，今天小王部长大婚！”
张法警嬉笑着说，“哟，所长，吃喜酒啊，我也想去！”
付玉堂瞪了一眼，“小王部长的对象也是我战友，现在是部队的团长了，人家请我们几个老战友就是聚一聚，你去凑什么热闹，滚！”
付玉堂走后，张法警笑呵呵的拉着李居文一起进了惩戒室上课了。
整个下午，李居文努力的掩饰着自己所有的情绪，心里却十分的悲鸣，这里已经没有他可以留恋的东西了。之所以之前没有走，一是放不下王丽娜，二是怕对不起李绍兴。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
对于有过一次越狱经验的李居文，从这里逃出去不难，难的是如何避开那些无外的民兵组织和革命群众的眼睛。在蒙阴随便走到那个村庄，都能看到民兵手里明晃晃的刺刀，没有路条或者工作证件，是逃不过革命群众警惕的眼睛的。曾经有过犯人从这里逃出来的，没多久就被革命群众抓住送了回来。
如果没有万全之策，只要被抓住，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李居文犹豫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李居文心里非常焦急，在这里多待一天，自己就多一分危险，随时有丢掉生命的可能。
但很快他就等到了一个机会，随着灾情越来越严重，监所实在拿不出太多粮食供应给犯人，请示县里，决定将一部分改造积极、思想进步的犯人以及贫苦出身的犯人释放回家，交由村里监管改造，只留一二十个罪孽深重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地主和顽匪继续服刑。监所人手也减掉一半，除了付玉堂，只留两个人。
看着其他人陆续释放回家，剩下的犯人急了，纷纷找干部吵吵嚷嚷，“我们也很改造积极，为什么不释放我们回家？”
眼看形势不对，付玉堂当场取消政治教育，命令看守法警子弹上膛，将参加学习的犯人全部赶回监舍，分开关押。当晚，又找出几个挑头的犯人，给扒掉衣服，绑在院子的柱子上反省。几个犯人被寒风吹得只剩下半条命，到了夜里才给放了回来。
俗话说，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几个犯人咬碎口中牙，一合计，“在这里迟早是个死，倒不如先下手为强。”趁着付玉堂不在监所，一天晚上，其中一个挑头的假装闹肚子，不停的去上毛坑，值班的法警放松了警惕，从后面被一棒子打倒在地。几个犯人冲出监舍，又跑进值班室将另一个正在睡觉的法警当场制服，绑了起来。然后，放出所有犯人，将监所大门打开，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当时，李居文不是没想过一起趁乱逃跑，但是他知道这大批犯人越狱很快会引起人们注意，只要县警卫部队一出动，各条卡口一封锁，根本跑不掉的，而且还很有可能会被就地枪毙。
李居文没有跟着逃，他跑进值班室将被绑起来的法警绳子解开，让他赶紧去叫人，然后又将受伤的法警扶进值班室旁边的医护室及时进行止血、包扎，防止大出血。
果然不出李居文所料，到了第二天下午，逃跑的犯人陆续被抓了回来，少数穷凶极恶的也被当场乱枪打死。县里很快也查清楚，几个挑头的犯人也被批准执行枪决。
李居文因为在这次事件中有重大立功表现，被核准改判有期徒刑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