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债 5
往后八年，日子同苏州河的水般，慢悠悠往前淌，沉渣都埋在底下。
民国三十二年，法租界收回，巡捕房改成上海市警察局。旧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我留了下来，从翻译文员做到外事科的女警官，局里依旧只有我一个女职员。
父亲早不生气了，早早托人带话让我辞职回家嫁人。我回了封信，说习惯了上海的气候，不想搬。母亲私下来看过我两回，见我日子过得安稳，也不再劝，只叹口气，说我性子太倔。
提亲的人从没断过。洋行襄理、警局同事、学校□□，我都一一婉拒，理由千篇一律：忙，没时间。
没人知道我在等什么。甚至有时候我自己也问，等得到吗？问完又笑，哪有什么等不等，不过是习惯了一个人过日子，心里装着点念想，总比空落落的强。
最底面的抽屉一直锁着。
每年腊月二十三，我会打开整理一次。我会小心把油纸抚平，再按原样叠回去，那样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呐喊》被李溯带走了。
而那本《三民主义》放在最上面，书页折角的地方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笔记歪歪扭扭，批注还是他那不大端正的字。
也不知道他现在的字写的怎么样了……
我偶尔也会翻上两页，看到他画线的地方，会想起他挠着头一知半解的样子。
孤岛般的那几年最艰难。米价飞涨，物资紧缺，街上常有饿倒的人。局里天天加班，清查、□□、应付日本人的刁难，好几次累得趴在办公桌上睡着。
醒过来的时候，桌角空荡荡的。
我揉揉眼睛，洗把脸，接着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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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上海。
街上的人疯了一样欢呼，鞭炮声从早响到晚，家家户户挂出了国旗。我站在警局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人潮涌过，一张张脸上混着泪与笑，挤成一团。
我也发自内心地笑了，心里那块压了八年的石头，终于落地。
他该回来了。
苏北到上海，水路陆路都通了。再等等，说不定哪天，他就像从前那样，拎着一包糕点零嘴，站在办公室门口，笑着喊：
“阿姐，我回来了！”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从秋到冬，从冬到新的轮回，他始终没出现。
就连局里的新同事都知道我在等一个人，不过没人敢问。我也不提，照常上班，照常办案，只是每天进办公室，都会下意识往门口看一眼。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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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三月，春寒料峭。
那天我刚开完会回办公室，同事领着个乡野打扮的男人进来，穿一身打补丁的棉袄，手里攥着个油布包，沾着泥点。
“妘警官，这位大哥从苏北过来的，说在旧战场开荒挖出来个物什，裹得严实，看着是上海人的对象，就顺路送过来了。”
那人搓着手，有点局促，把油布包递过来：“还有个死人骨头在边上，就剩这包东西完整。俺看书上有字，想着送过来，说不定能找到家属。”
油布摸上去发硬，裹着霉味和土腥气。我接过来，指尖有点发抖。
一层层解开，里面露出本书。
封皮磨得发白，边角卷得厉害，上面两个大字——
《呐喊》
呼吸一下子停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