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7日，多云转小雨】
我怀疑吴远宗那个该死的玩意故意躲着我。
作为多年的前同事，我和他对彼此的工作节奏相当熟悉。吴远宗有每日多次查阅邮件的习惯。我给他的邮件已然发出超过二十四小时，那玩意不可能没看见。依照他畏畏缩缩的个性，定是在担心和我这个罪人有所牵连，会耽误他的前程。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无奈掂量了还是有能用到他的地方，只得偷摸着追加了一封邮件发过去，点明我在女子监狱里遇到的人是“荟城十三中池塘杀人案”受害者的母亲，还强调这次对我和他都是大好时机，毕竟能遇到对自家丑事知无不言的采稿对象，实属人间难得。
邮件再次发出后，我听见图书室里有人对柳素琴昨日清理尿液的行为指指点点。有人说柳素琴假慈悲，帮着拐卖犯打扫污秽物，两人该不会是一伙的。有人说柳素琴没底线，善恶不分，不是太蠢就是太坏。我心中冷笑，再次明白，对于绝大多数人，生活里最大的乐趣还是别人家的事，尤其是在牢房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猜疑、妒忌、怨憎被无限放大。狱友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能日日夜夜在脑海里咀嚼他人，非要看到他人比自己过得更差才心满意足。
另一头，为了防止拐卖犯狱友在行刑前自残或拉人垫背上路，她被临时单独关押在我们监舍右手边的空牢房里。由于不知道转移运行地的确切时间，众狱友在谈笑说话间总不自觉地望向那间空牢房，像在等待临时开播的连续剧，还是看过不同人演绎上百遍，已经知道结尾的剧集。
过了下午四点三十分，两狱警来了，其中一个手里抓着麻袋。我们知道那是套在拐卖犯狱友身上用的。狱警担心转移到看守所前，罪人心态不好，会像在食堂那般憋不住气，屎尿屁横流，用麻袋把人从脚底包至半腰处，再架着对方的两条胳膊，擡离监舍。
我和其他狱友站在各自监舍的铁门边，前额紧贴门栏，为了能仔细观赏拐卖犯狱友被带走前的模样。说笑声在狱警打开旁边的牢房时戛然而止，却也没人在此刻咒骂将死的人“活该”。都是犯了罪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话在监舍里也不好说出来。我回头看见柳素琴坐在她的铁架床上叠内裤，不禁走了过去，在她身旁坐下，问，你怎么不过去看看？那个卖孩子的要被转移去看守所，准备行刑了。柳素琴头也不擡，目光专注在她手里那几块破布上。过了好一阵，等拐卖犯和狱警早已消失在走廊，柳素琴才开口说道，有什么好看的，猴看猴罢了。况且，她早该上路了，偷活得够久了。
我时常看不懂柳素琴。我以为她主动帮拐卖犯清理尿液是出于怜悯，但眼下她连眼皮子都不愿意擡，那种模样，与昨日的她大相径庭。
“说的也是。对比起卖孩子的，我和你都算不上罪大恶极。” 我感慨道。
柳素琴放下手里的破布，看着我，说，沈记者，你觉得哪种罪算得上“恶极”？
这个问题甚是无聊。普世概念中，算得上“恶极”的罪过自然当属“杀人偿命”。俗话说，“一命还一命”。其他伤害都能用钱和刑罚补偿，只有伤人性命需要用命来还。
柳素琴见我不言语，她摸着床铺的边角，说，沈记者，你肯定也认为杀人是“极恶之罪”。但我想问的是，如果对方给你的伤害，叫你不得不伤其性命，这种罪也算得上“恶极”吗？
柳素琴的话在我的脑子里敲了一记，我莫名想起了被圆规刺伤的总编。对当年案子里的宣判，我是不服的。如果不是对方持续性地用语言刺激我，侮辱我，给我造成了伤害，我也不会拿圆规扎他，更不会在这里服刑。面对柳素琴的提问，我无意与她分享内心的独白，但以此为话头，我将对话引回了她女儿的案子上。这天，从下午到深夜，沿着柳素琴绵长的回忆，我第一次窥见“十三中池塘杀人案”的现场。
柳素琴对我多次强调，她女儿出事那天的每一时每一刻，哪怕已然过去了十五年，她仍旧记得，到死也不会忘。
柳月的尸体是在卓青回到家的当天早晨被人发现的。柳素琴回忆道，那天卓青是早上八点进的家门，警方九点就来了。
“关于柳月失踪的事，不是警察告诉我的，是卓青回到家后，他发现柳月不在，他哭着对我说，琴姨，柳月好像出事了。”
自打柳月小学三年级发现有先天性心脏病后，柳素琴辞去了秋苑街服装铺头的工作，去柳月的小学，荟城四小侧门摆摊。早上卖拉肠，放学时间摊手抓饼。一来是小学门口来往的孩子和家长多，可以赚到维持生活的收入。二来是她担心服装铺头太忙，如果女儿再出事，她会来不及带女儿去医院。在学校侧门摆摊离孩子足够近，有了问题也好及时反应。孩子升入荟城十三中后，柳素琴原本也想跟过去摆摊。但孩子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也交到新的朋友了，肯定是不乐意每天上学放学都在校门口见到母亲的。她也就没跟过去了，还是留在四小门口支摊。
女儿出事的那天她是有预感的。柳月有个习惯，每天下晚自习后，会骑车绕到城西夜市看母亲一眼。柳月知道母亲不好意思去她中学那边支摊，也知道母亲在四小侧门摆完后，会去城西的夜市再摆上一阵，到夜里十二点才回家。柳月有时是自己一个人，有时是跟卓青一起，绕道夜市的摊子前和柳素琴说几句话，告诉母亲她下自习了，先回家了，叫母亲也别太晚回去。柳月去夜市的时候，柳素琴总是很忙。摊饼、煎肉、包生菜都是她一个人做，女儿说话柳素琴就应，也没时间多说。但只要能看女儿一眼，她的心就安了。柳素琴说，我扫一眼她的表情就知道她那天在学校里过得好不好。我清楚的记得，月儿出事那天，她没来煎饼摊。我看着时间，晚自习早下了，她和卓青都没出现。
“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啊，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那天我就应该提早离开夜市，直接回家，等她，说不定她也就回家了。但世上哪有后悔药呢？我想着她都十八岁，高二了，这么大个人了，可能只是和同学在教室对答案对晚了。我也没再多想，继续在夜市摊饼了。说来也怪，那晚夜市的生意特别好，我的摊前挤满了人，都在阻拦着我，不让我离开。”
1998年11月19日晚，柳素琴在夜市收摊后，回到家，发现女儿不在，卓青也不在。她放下卖剩的饼皮和生菜，里里外外，楼上楼下地找，寻不见两孩子的人。柳素琴意识到不对劲了，先去了十三中，又跑去卓青就读的二中，还被二中看门的人骂，说她吵着人睡觉了。看门的是个大胡子，个子也高。他抓挠着肚皮，说学生们早就各自回家了，学校早空了。他听见柳素琴问卓青在不在，立马拉下了脸，说那小子整天和社会上的人混，课也不好好上，晚自习还总逃，老师说也说不听，估计是跟人出去野了，还说现在的小孩不都爱整离家出走那一套。
“卓青那孩子，他爸妈去世后，性格是彻底变了。他以前多爱笑啊，连他爸骂他的时候，他都是笑嘻嘻的，一副欠揍的模样。住进我家后，一次都没笑过。过了快大半年，有个周末，我在家里尝试做了一次麻辣烫，月儿信誓旦旦地说她能吃，肯定好吃。月儿才吃了一口，就被辣得满脸通红，呱呱乱叫，也就是那时候，我才再一次看见卓青的笑容。上了高中后，卓青变得更沉默了。他会帮着我做家事，但不主动和我说事情。二中的大胡子门卫那样说他的时候，我一开始没往心里去，以为是对方的偏见。后来才知道，卓青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就想着辍学。他总逃课，去城东的小餐馆里给人做帮工。”
说到这里，我疑惑道，卓青的班主任没找过你吗？按理说，孩子逃学是大事。
柳素琴摇了摇头。她解释道，那要看在哪间学校。二中那间学校录取的孩子基本来自外地家庭，父母都是来荟城找工的。像卓青那种情况的不算少数。一个班五十来号人，班主任想管也管不过来。只要孩子不惹大事，有的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何况学校领导基本都知道卓青家里的情况，想着他能读完高中就不错了，哪会对他真正上心呢？
那天夜里，柳素琴骑着车，在学校、夜市和所有她知道柳月和卓青会去的地方来回找。彼时，岭南的天气早已转凉，眼见着准备入冬了。她骑着车在马路上转，半夜几乎没有行人，只有风。风是冷的，她身上是热的。她急啊，满头的汗。柳素琴大叫着两孩子的名字，就盼着他们能应她一声。等到天边的太阳快要升起来了，她没办法了，只能回家了。打开门，家里也是凉的，一点人气都没有。柳素琴说，那一刻，她的心底冷透了，想着要不要马上报警。正当她犹豫的时候，卓青就进门了，带着一头的血，周身粘着泥。
“卓青进门以后，还没等我开口，忽然在屋子里来回跑动地乱找，大声地朝我喊，柳月呢！柳月没回来吗！” 柳素琴模仿着男孩的神情和动作，双手在空气中乱舞。
“卓青抓着我的手臂，那着急的样子都把我抓疼了。我说，月儿不是跟你在一起吗？我刚说完，卓青的脸色就变了。他猛摇着头，说，完了，出事了，我们没在一起，琴姨，柳月好像出事了。”
当下的卓青是语无伦次的，眼睛也是通红的。柳素琴问他是什么意思，出什么事了？卓青结巴地说，他和柳月约好了晚自习后，在北郊的厂房区池塘边见面，但他被人打了，昏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他问柳素琴，该不会是柳月在池塘边等了他一晚。
北郊厂房区？那头是乙烯厂、印刷厂和水泥生产厂的聚集地，属于荟城的工业生产区域。柳月和卓青大晚上的，去池塘边干什么？
说到这里，柳素琴仰起头，对着天花板，闭上了眼睛。她说，我也问卓青啊，我说你们去那干什么了，为什么不回家！卓青被她问哑了，支支吾吾地解释不清，说是为了她才去的。还没等他说完，有人敲门了，是警察。带头的是一位留着短发，看着三十岁出头，很斯文的女警。她说她是荟城刑警支队的副队长，叫谢然。她问柳素琴，你们是不是柳月的家人，还问柳素琴可否愿意跟他们走一趟。
柳素琴问，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谢然浅浅呼出一口长气，开口吐字如同判官落槌。
“有人在北郊池塘发现一具尸体。柳女士，我们想带你过去认尸。”